出版技術對教材的生產和應用產生了強有力的推動作用，影響是多方麵的。
其一，使教育從精英走向大眾。由於教材成本不斷下降，複製速度不斷提升，出版數量不斷增加，傳播範圍不斷擴大，受教育的門檻得以逐漸降低，上學不再是權貴子弟的“專利”，普通人家的子女也能夠進入學校，或者購買這些曾經是可望不可即的奢侈品——教材進行學習，從而擺脫文盲的身份，改善生存環境，提升社會地位。正如學者所言：“在印刷術發明之前，寥寥無幾的人壟斷著書本知識，隨著印刷術的推廣，科學哲學和宗教的進步，緩慢地傳向幾乎所有能讀書能買得起書的人們。”[15]西方進入工業革命時期，在普及義務教育運動的推動下，最早使印刷技術機械化，從而使講義書發展成為通用的教材。[16]西方國家利用統一的教材，可以麵向班級學生開展統一的教學活動，到17世紀形成了學校教育的班級授課製。教材的推廣和普及，使得學生不僅能向教師學習，還可以向書本學習，知識傳播的速度和廣度都得到顯著提升。
其二，使教材努力適應學生的應用需求。彩色印刷、綠色印刷、活頁、折頁等技術的使用，使得教材逐漸超越大眾閱讀的書籍，更具有藝術性。在滿足青少年學生對書籍的閱讀喜好同時，也使教學中師生得到更多的主動權，對教材的應用更加靈活。
其三，使教材能夠呈現更複雜的版麵內容。電腦應用到製版工藝之前，教材的版麵設計比較簡單，隻能滿足相對規範的文字、符號和圖表的呈現要求。進入電腦時代後，教材的版麵變得靈活多樣，主幹內容和各種欄目進行有機編排，給師生在應用時提供了選擇和組織的主動權。
其四，提升了教材的生產效率。在電腦應用於教材的編、排之前，教材的生產工序煩瑣，生產周期較長，加上教材的投入使用有明確的時間要求，因此出版社、印刷廠和發行機構都承受著巨大的壓力。我國在一些年份甚至不得不發文督促相關部門，保證要“課前到書”。比如，1985年9月，國家出版局下發《關於加強一九八六年春季教材、課本出版、印刷、發行工作的通知》，其中強調：“承擔教材、課本出版任務的各出版社，要提早安排好編輯出版和發印工作。對新品種一定要按照規定的時間和‘齊、清、定’的要求準期發稿，為後續工序創造條件。”“在趕印教材、課本期間，除緊迫的重點圖書外，其他一般圖書都要讓路。”“承印教材、課本的印刷廠，要充分挖掘潛力，努力提高產品質量。確保按時、保質、保量完成印刷任務。”這以後國家雖然也常有關於教材的通知下發，但“催促”要按時完成教材生產、發行任務的內容卻再未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