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年前，在一本博士論文中[1]看到北美學者有關日本學校中“課例研究”（Lesson study）的研究，聯想起曾經見到大陸也有學者以日本經驗為名多多少少做過一些介紹，卻沒有想到居然還走出亞洲，成為美國和加拿大學者研究的對象，而且居然已經有專著出版，如《學的落差》[2]《教的落差》[3]等。意外之餘，然後就有些生氣，當然是生自己的氣——也隻能生自己的氣。因為既不能責怪日本人進行課例研究，也不能埋怨美國和加拿大學者對日本經驗感興趣。是，與許多中國同行的判斷一樣，雖然名稱各異，這種“課例研究”我們也有，集體備課嘛！活生生地存在於中國龐大的基礎教育體係中，每天演繹著新的內容與形式，積累著無數形態各異的資料與素材……而且，又何止學校中的“課例研究”，還有龐大的三級教研組織呢！在大陸任何一個地方的任何一所學校，向任何一位中小學教師詢問：你們區（市、縣）的教研室負責人姓什名誰？你所教學科的教研員是男是女？你們的教研活動多長時間進行一次？幾乎毫無例外，一定能夠得到十分明確的答複和滔滔不絕的意見。如果再詢問學校教研組和備課組的情況，教師們就更為熟悉，說好說歹，論短論長。
從古至今，人類生存和活動於形形色色的組織製度之中，在任何特定的組織和製度後麵，一定存在著某種現實的需要。圍繞著新中國基礎教育係統中普遍存在的各級教研組織和製度，在不同的曆史時期，來自不同領域的人曾經發表過各式各樣的評論，有褒有貶、毀譽參半、眾說紛紜。在我們看來，一個不容置疑的事實是，教研室是中國基礎教育係統中一個特別的組織，教研員是中國教師隊伍中一個特別的群體。他們的特殊不是某個地區的地方特色，更不是某些人的喜好偏愛，而是反映著中國基礎教育自身的性格和命運。盡管如此，以教研組織和製度為對象而進行比較專門的研究，就其規模和影響來看反差鮮明——教研組織和製度所發揮的實際功能與對它的理論解釋比照懸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