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是“以悠久的傳統和實踐為基礎的機構”[1]，傳統對於大學的重要性，可能超過了它們對其他任何一個社會組織的重要性。大學內在地是一個保守機構。盡管大學經常對新事物很有好奇心和熱情，盡管幾乎在任何時候教授中都不乏激進的左派人士，他們對社會變革持積極態度，但隻要他們轉臉麵對自己學校的事務，馬上就會表現出另一種姿態。教授們對校外力量改變大學現狀的任何努力總是非常敏感，他們在精心維持自己對大學控製權的同時，小心謹慎地檢查大學每一個細小的變化，有悖於傳統的任何變革都會遭到抵製。這已經成為大學傳統的一部分。
保守性格維持了大學的長久生命力，維持了這些機構的穩定和基本價值。歐美很多大學已經有幾百年的曆史，與它們一起出現的機構，絕大多數早已消失在曆史深處，而這些大學依然存在，不僅使用相同的名字，並且還在做著同樣的事情，依然生機盎然。
然而，在這個急劇變革的時代，在挑戰麵前，大學能無動於衷、置身事外嗎？對大學來說，變革還是保守，是一個嚴肅的選擇。
在近千年的發展史中，大學不是第一次遇到挑戰。在挑戰麵前，那些後來被證明成功的大學總是勇敢地開辟新領域，抓住某些契機，通過恰當的變革來維持自身存在的合理性，並獲得發展機會。研究大學的發展曆史，我們可以看到，大學一直在經曆著變化，雖緩慢，卻持久。社會在發展、變化，一所大學拒絕因勢而變，無法維持持久繁榮。斯坦福大學前校長唐納德·肯尼迪（Donald Kennedy）說：“學術文化養育了一整套有利於當前事態的政策和慣例，以期穿越可能的未來。這是保守主義的特征，或許更是衰老的表現。”[2]世界高等教育中心先是在意大利、法國和英國，後來德國人將科學研究引入大學，成就了19世紀德國大學的繁榮。1862年，美國國會《莫雷爾法》宣稱：“平淡時代的那些信條已經跟不上風雲變幻的現實。當現實中充滿了困難，我們必須勇往直前；當情況與以往如此不同時，我們必須重新思考。”[3]前進的方向和思考的結論是大學教育走出象牙塔，主動服務於國家和社會。後來的曆史證明，這部法律開啟了美國大學教育的繁榮時代。埃裏克·阿什比（Eric Ashby）說：“美國對高等教育的貢獻是拆除了大學校園的圍牆。當威斯康星大學的範海斯（Charles R. Vanhise）校長說校園的邊界就是國家的邊界時，他是在用語言來描述大學的演變過程的一個罕見的改革創舉。曆史已說明這是一次正確的改革，其他國家現在已開始紛紛效仿這種美國模式。”[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