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說明通識教育理念，我們考察通識教育的曆史演變。
在古代雅典繁盛時期，它的男性公民是這樣一群人，他們是職業公民，主要時間用於參與公共政治活動，在公共場所討論政治、哲學問題，聽演說、看戲和參加宗教儀式，戰爭發生時要服兵役，有時還要作為陪審團的成員參與審理案件。這些是他們日常生活的主要內容。這得益於奴隸和女人在社會經濟和家庭生活中的辛勤勞動，盡管男性公民也可能有在農業和手工業方麵的職業，但主要工作由奴隸打理，他們寧願過簡樸的生活，也不願意在這些方麵花過多精力，因為在他們看來，“閑暇比勤勞為高尚”[1]，操持閑暇成為雅典男性公民的重要品質。適應這種要求，亞裏士多德提出“一種既非必需亦無實用而毋寧是性屬自由、本身內含美善的教育”，他認為，父輩應該樂意給他們的諸子提供這種教育。[2]
這是對自由教育最早的係統闡述。在亞裏士多德的文獻中，所謂“自由教育”，不過是“適合‘自由人’的教育”的意思。教育的科目分兩類：一類是“卑陋”的，另一類是“自由”的。“任何職業，工技或學課，凡可影響一個自由人的身體、靈魂或心理，使之降格而不複適合於善德的操修者，都屬‘卑陋’”，比如，那些有害於人們身體的工藝或技術，以及一切受人雇傭、賺取金錢、勞悴並墮壞意誌的活計，都是“卑陋”行當，都是不適合自由人教育的。[3]適合自由人學習的基礎科目一般有四門，即讀寫、體操、音樂以及繪畫。[4]即使這些科目，也要做某種程度的限製，學習這些科目如果著意過度用力，以求專精，也會像“卑陋”的技藝一樣妨礙身心。實踐和學習的高卑，以功用和目的為論：若所行所學是為了自身的需要，或是為了朋友，或是為了助成善德的培養，就是自由的；相同的作業，如果依從他人的要求而一再操作，就未免鄙賤而近乎奴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