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和學術知識共同體重要性的不斷增長，加上由於對這種重要性的認識而產生的高等教育機構前所未有的擴張，使歐洲大學不堪重負”，“大學被期望承擔的職責各種各樣、不斷變化、相互矛盾”。這是歐洲大學校長會議不得不麵對的重要問題。[1]其實不獨在歐洲，其他地方大學麵臨同樣的問題。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前校長克拉克·克爾（Clark Kerr）說：
真正的轉變是朝向要做的事情不是太少，而是太多。從比較長遠的觀點來看，真正的問題是對太新、太多和太不相容的飲食有點消化不良的問題。轉變是從有限的和或多或少的學術職能到無限的職能轉變。高等教育（或者，更好地，中學後或第三級教育）越來越被利用在任何被認為可能對私人或公共福利做出貢獻的地方，而且有時不注意貢獻的學術內容。[2]
隻要社會有需要，而且認為大學有能力在某種程度上滿足它的需要，它就會用各種方式要求大學去做。不能期望社會對大學自身健康發展給予充分關注，現代社會對大學的要求越來越多，而這些要求對於大學來說，並非都合理，有些不利於大學健康發展，比如，要求大學過多地參加“平權運動”，降低分數從特定群體錄取學生，等等。
由於現代社會是民主社會，是利益和價值觀多元的社會，所以，它對大學的要求不僅越來越多，而且經常相互矛盾。比如，精英階層更關注大學教育質量，對大學教育大眾化態度消極，而在精英教育階段沒有機會接受大學教育的一般大眾關注的問題則是大學為更多的人提供受教育機會。
我們正處在一個急劇變革的時代，時代變革對大學提出嚴峻挑戰，大學必須麵對這些挑戰，嚴肅地考慮應對挑戰的策略，而不能將頭埋在沙子裏。大學及其成員必須從大學核心價值出發，從大學健康發展角度，認真對待社會各方麵要求，確定自己的責任和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