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需要恢複一種對勇氣的積極方麵的理解——作為成長內在方麵的勇氣，作為個人自我生成的一種建設性方式的勇氣。這樣的勇氣是所有創造性關係的基礎。[1]
我們並不想誇大我們的自由度。但這些自由度不是零。實際上，我們不是被鎖死的。但是，存在一個斜坡，一種太容易下滑的事物傾向。這種傾向可能來自製度，也可能來自思想自身中的沼澤地。[2]
在教育這樣一個體製性的架構中，教師的自我認同無法脫離製度的影響而孤立地建立。尤其是在教育變革的背景下，新舊製度的更替、製度與觀念之間的衝突、個體與製度之間關係的重建都使得教師的自我認同受到製度日益密切而重要的影響。在這一過程中，教師職業的製度屬性與教師個體的自主追求之間的矛盾也更加凸顯出來，使得教師自我認同的建立麵臨著困境和危機。因此，教師自我認同的重建無法回避製度這樣一個宏大而重要的影響因素，非但不能回避，而且必須麵對並且承擔起應有的製度重建的個體責任，才能使自我認同的重建找到支點和根基。
[1] ［美］羅洛·梅.人的自我尋求［M］.郭本禹，方紅，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3：174.
[2] ［加］查爾斯·泰勒.現代性之隱憂［M］.程煉，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