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公司在本質上是一組“默示”或“明示”的合同。既是合同，就存在合同自我履行的機製。合同當事人基於交易習慣、道德和聲譽也會在一定程度上履行合同。但是，在現代社會，任何合同都不是完全自治的，依靠合同的自我履行機製不能有效地促進人們的交易。因此，法律機製是保證合同履行的效率選擇。合同法通過執行合同（少數情況下會矯正合同）以促進合同各方的交易，進而改善合同各方的福利而達到效率。
那麽，對於公司契約，是否也應適用合同法的機製來調整呢？筆者認為，由於公司契約的特殊性，公司契約應當由專門的立法——公司法來進行調整。公司契約的特殊性表現在：首先，公司契約的各方當事人人數眾多，特別是對上市公司而言，股東人數龐大，非一般合同法的調整所能勝任。同時，由於股票可以自由交易，存在大量的潛在股東，這些股東在本質上已屬於不特定的社會公眾，這就超出了一般合同法的調整範圍。一般合同法隻針對特定當事人之間的交易。其次，公司契約的參與人性質多元，包括股東、董事會、管理層、一般員工、公司債權人、客戶、消費者、社區和政府等。公司契約的內容也因此而十分複雜，這些都需要專門立法的調整。再次，公司契約屬於特殊的關係契約，契約中包含較多的未來交易，一般合同法對此難以進行有效調整。最後，公司契約可能具有更大的外部性，需要專門立法進行規製。例如，甲是一家上市公司的董事，甲在工作中得知了一項該公司的重大利好消息。在該消息對外公開披露以前，甲指使其妻乙迅速在證券市場上低價買入一批該公司股票。等該消息公開後，該公司股票價格大漲，甲再指使乙將股票賣掉，大獲盈利。甲通過其妻乙買賣股票的行為，從表麵上看，是股東之間自由的股權轉讓交易，但實際上，甲的股權交易契約利用了內幕消息，損害了證券市場上廣大投資者的利益。此類契約因其負外部性，需要公司法加以禁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