驟然進入民國，一時間最難以適應的人群當屬前清的大小官員。一方麵，退位的小朝廷依然存在，而且正式受到民國政府的優待，各種衙門機構暫時還在虛應故事，許多實官尚未解除與清朝的關係，至少形式上仍然是清朝的臣子。即便後來各衙門陸續被民國政府接收，小朝廷仍然保持了一些機構。另一方麵，清王室早已自顧不暇，除少數近臣外，為數眾多的內外大小官員不可能繼續賴以為生，即使不讚成共和，也要設法在民國政府之下找到自己的生存之道。如果刻意立異，以自高身價，還不免有矯情之嫌。[16]
清廷內閣協理大臣徐世昌（右）、那桐
民初改元，曾任皇族內閣協理大臣、解職後又出任弼德院顧問大臣的那桐於舊曆新正初一即表明：“此後遵照臨時大總統袁通告，改書陽曆。”[17]不久，弼德院撤銷，那桐以病向總統辭去稅務處督辦之職，並且搬到天津德租界居住。7月11日，那桐中風偏癱，行動不便，連日記也隻能口述。他對民國政府平息滿漢意見、保護旗人公私財產的政策頗為讚賞，對孫中山也尊稱為先生，五族共進會以及皇族公宴孫中山，都是借那桐的京宅西院。賦閑的那桐生活平淡，除了看戲、應酬、吃飯外，間中偶爾回北京一趟。他在天津英租界的孟家莊建造房屋，並於1913年1月遷入新居（701-731）。或許由於那桐很少參與政治活動，與清王室的關係僅限於禮儀，抗戰期間，國民政府不知其已於十餘年前故去，還擬予以表彰，以正風氣，以免前清親貴被偽組織拖下水。
另一位皇族內閣的協理大臣徐世昌，原是北洋集團的核心人物，又是袁世凱政權的重要推手。皇族內閣解散，他被解除協理大臣之職，改任軍諮大臣，加太保銜。在清朝與袁世凱之間，徐世昌既要幫袁世凱的忙，又不願公開失了對清朝的禮。壬子新正，他淩晨四點半就起床，“入直，蒙恩賞八寶荷包。召見，謝恩，又蒙麵賞荷包，行賀年禮。趨詣皇極門外隨皇上朝賀皇太後，又趨詣乾清宮朝賀皇上”。[18]此後他每日照常入直，隔日侍毓慶宮，回寓後辦或談公事，看書、寫字、會客、應酬，也常常會見袁世凱，與之深談。至於所擔任的新舊兩朝各項事務，則逐漸辭去。如向袁世凱辭去津浦鐵路之事，向清室辭去太保等銜。5月間，曾請假回河南汲縣省親，詳細記錄所到之處，所見之人，所辦之事，前後曆時近一個月。歸途又轉赴山東，遊覽泰山、孔府林廟、嶗山等地，察看棗莊中興煤礦和津浦路外，主要是到青島置地購房，為移居做準備，並訪晤了聚居於此的前清官員和德國人衛禮賢。6月中旬才回到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