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十一日（1911年12月30日），朱峙三的家鄉縣署奉令籌備過新曆年，“謂之陽曆‘中華民國元年’。宣統辛亥總算終了，滿清氣數二百六十八年已滅亡矣”。如果所記不誤，則在12月31日南京的各省代表會議決定改用陽曆之前，湖北軍政府已經做出了相同的決定。這與相關文獻記載湖北軍政府隻是改用黃帝紀元，沿用陰曆，附載西曆為習用陽曆之預備，在南京臨時政府決定改用陽曆後才隨之改變的說法有些出入，湖北軍政府應是最早依據陽曆計算中華民國元年的新政權。當地的寒溪學堂為此紮彩新麗，元旦當天彩旗飄揚，“路人觀者歎息，謂隨洋人過年，行洋禮矣”。[7]
武昌起義前，朱峙三已經具有反清意識，並且參加過一些文字宣傳工作，隻是沒有正式加入革命組織。起義前夕，朱峙三突發重病吐血，在病**捱過兩天，就於起事次日逃回家鄉避難，同時養病。經過數月將息，病體逐漸複元，見局勢漸趨平靜，便動了上省找事做的念頭，為此托過一些同學的關係。轉眼到了1月下旬，朱峙三眼看消息沉寂，而同學好友紛紛上省，“欲往省謀事。蓋臘月年關，百債待還，不勝憂鬱，守株待兔不是辦法”。於是剪去發辮，戴上西式便帽，父親又為其“卜牙牌課雲上吉，可就事，無危險”。（269）1912年1月27日，朱峙三終於和已經去辮的好友一起動身出發，走在街上，縣裏的相識者看到兩人均無辮，驚異駭甚。朱峙三的發蒙塾師仍然勸其勿往省，“予以謀生要緊拒之”。（270）
其時鄂省內陸航運，“自起義後，招商各大船往滬漢線者，均停班裝兵，隻有日、英輪船裝客貨往來如常，革命軍尊重外交也”。朱峙三視為文明行為的同樣情形，在鄭孝胥和惲毓鼎看來則是表明革黨不敢得罪外國的怯懦之舉。與起義前相比，省城的“城郭猶是，但人民增多一二倍，長街行人擁擠不堪，與八月十五以前大異。新政府成立，謀事者不拘資格，商務又繁榮。噫！此真新氣象耶”。（270）同樣景觀，不同的人感覺印象卻是截然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