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末，現代漢語中“民族”一詞和概念流行開來，應當說主要還是得益於日本漢字新詞對譯西文的用法。該詞從日本正式傳入中國，開始於戊戌維新時期的《時務報》，更大規模的傳播，則是在20世紀初年。筆者以為，1896年11月15日，《時務報》的“東文報譯”欄登載《土耳其論》一文，其中對“民族”一詞的使用，似可以看作日本現代“民族”概念在中國正式傳播的嚆矢，以後這樣的傳播接續不斷。該欄目的主持人和翻譯者，乃是從日本請來的漢學家古城貞吉。文中寫道：
彼（指當時的土耳其人——引者）獨知戰鬥，而不解政治，長於武斷，而疏於文事。故能征服各國，同茲宗教。然古國民族，不知統禦之道，隻賴同種族同宗教為倚信，且所奉教旨，峻猛嚴厲，絕少變通，不留餘地，故西歐文物之進，不能容焉。然其所治諸民族，已為西歐文物感化，而不受其羈縻。近今世紀間，倡自主之論，不勝枚舉，而國民亦欲助成之。乃土人懵焉無知，拘泥故轍，於是乎有希臘國獨立焉，有羅馬尼塞爾維為自主之邦焉……
土耳其帝國所治民族，一曰土耳其人，二曰阿拉比亞人，三曰希臘人，四曰亞兒米尼亞人，五曰是拉母人，六曰亞兒把尼亞人。此六民族，其最要者也……[91]
從上述引文可知，這裏的“民族”既是“曆史文化共同體”，也是具有獨立建國的自主權利之政治共同體。作者並由此提醒讀者，那種單靠傳統的種族和宗教同一性力量，也即曆史文化意義上的傳統民族治理方法，實在是不懂（現代）政治統禦之道的表現，它根本無法阻止境內各民族的獨立建國之勢，因而也就最終難逃自身分崩離析的厄運。這個被當時歐洲人稱之為“病夫之國”的土耳其，其民族在近代的悲慘命運之曆史警示，連同現代意義的“民族”概念本身，就這樣被帶給了以梁啟超、章太炎等為代表的那批中國高度敏感、危機意識極強的維新思想家和革命啟蒙者們，從而迅速地被他們所了解、所熟悉，並自覺運用到救亡圖存、變法革命的民族運動洪流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