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國內學者不斷發現，在古代漢語裏，“民族”一詞雖不常見，卻也並非無有。其所舉出的最早例證，現已上溯至《南齊書》之《高逸傳·顧歡傳》和唐人李荃《太白陰經》中的有關使用[82]。2004年，民族學者郝時遠先生更是一氣舉出十個例證，強調這些用例“足以證明‘民族’一詞確屬中國古代漢語的名詞”。[83]不過，細心研究迄今為止已發現的古代中國各“民族”用例，還是不難察知，其內涵不僅十分不確定，混雜多義，而且很多時候也多是表示“民之族屬”和“民之族類”的一般分類含義，與“族類”一詞相當，詞語固定化程度遠不如“宗族”“家族”。實際上，古人在表達相關含義時，更習慣使用的詞匯，還是單音節詞“族”。
總的說來，“民族”一詞在古代中國使用不多，多係不確指的分類泛稱，並不能與某個具體民族連結起來組成“某某民族”之說。甚至連“某某族”這一類的構詞，在中國古代也似乎不很流行。這當是其固定化和概念化程度嚴重不足的證據。情況開始出現某種值得注意的變化，還是在晚清初期。筆者發現，其最早的變化，可能與19世紀重新到來的西方民族的接觸和文化碰撞，具有一定的曆史關聯。因為正是在德國早期來華傳教士郭士立19世紀30年代所編撰的中文雜誌和著作裏，我們較早見到了“某某民族”這樣的“民族”雙音節詞之固定化、概念化程度較高的用法，以及“某某族類”和“某某族”這類構詞的大量出現。前者的例子，筆者多年前曾舉出一個，並得到學界同行的關注，它是：
昔以色列民族如行陸路渡約耳旦河也，正渡之際，皇上帝爾主宰令水涸，猶幹江海（亦）然，則普天下之民認皇上帝之全能，且爾恒敬畏之也。[84]
近年來在查閱郭實臘的其他中文書籍時，筆者又曾見到另外的用例，比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