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已有研究者敏銳指出的，1943年蔣介石《中國之命運》將“宗族論”高調闡發之後，孫科等卻並不附和，或者說根本不予理睬。是年11月15日，他在國民黨中央訓練團黨政班演講“憲政要義”問題時，仍舊強調：“中國是多民族的國家，其中占最大多數的當然是漢族。”[94]這實際上也是他體會其父遺教、並多年堅持不變的觀點。在孫科看來，把中國各族融化成一大“中華民族”固然是目標，但在目前各民族依然存在，卻也是必須正視的現實。
孫科早年留學美國，對憲政有所訴求。1931年前後，他就曾公開表達對於蔣介石獨裁統治的不滿，呼籲國民黨應盡快結束“訓政”，開始“憲政”，並有誌於為中華民國創製一部憲法。1932年12月，他出任國民政府立法院院長之後，立即成立了憲法起草委員會，延聘國內36位著名法學家參加，自己兼任委員長，親自主持起草工作。經過幾年的反複研討和修改，最終完成了《中華民國憲法草案》，並於1936年5月5日，由國民政府公布出來，亦稱“五五憲草”。由於立意要貫徹“三民主義”原則，該憲草在結構上勢必涉及“民族”問題專節，這就為“中華民族”概念的入憲，提供了更多的機會。此前民國製定的各種憲法，多隻從國民角度，提“中華民國人民”“中華人民”和“中華民國國民”等概念，尚沒有從民族問題角度涉及“中華民族”及其類似概念者。
在1936年公布的“五五憲草”中，“中華國族”一詞首次被正式寫入了第一章“總綱”。該章的第五條明確規定：“中華民國各民族均為中華國族之構成分子，一律平等。”這顯然是有意借用了孫中山有關“國族”的概念。正如我們在本書前麵曾提到過的，孫中山在《民族主義第一講》中，曾矛盾地認為，中國早就是一個民族造成一個國家，民族與國家在中國，早已合而為一。這在世界上也是一大奇跡，所以在中國，中華民族就是“國族”，民族主義就是國族主義。孫中山的這一“國族”論，實際上造成兩種不同的理解，一種是將“國族”完全等同於“民族”，趨向於認同單一中華民族論。20世紀40年代初，有的單一性中華民族論者，即樂於在這一特定的含義上使用“中華國族”，如1942年出版的《我們的國族》一書的作者，就是典型代表，他們聲稱，其之所以將此書題為“我們的國族”而不是“我們的民族”，正是得之於孫中山上述“這一獨特天才的啟示”。所以在該書的章節標題上，他們反複使用“中華國族”概念，並特別指出：“國父中山先生體認了中華民族的這一特點，賦予了一個特創的名詞——國族”；“國族是什麽呢？我們以為它和民族在某種情況下，是同一個東西，是同一的範疇。我們以為凡是一個民族，如果具有‘一民族一國家’（one nation one state）的這一特點，這民族便可算是國族”。由此出發，他們直接否認了國內各少數民族為“民族”，而是將其稱之為“部族”，認為“漢、滿、蒙、回、藏、苗”等稱呼，“嚴格的說，已經不能代表民族的名稱。因為它們並沒有因血統等關係而形成另外的組織而單獨的存在。他們每個不個【過】中華民族的支派或組成的一個分子。實際曆史已經把他們鑄成一個同命的不可分離的結合體，而今我們隻可說僅有一個‘中華國族’，漢、滿、蒙、回、藏、苗等的名詞，是不必要的了”。[95]這裏，作者所謂“中華國族”與“中華民族”一樣，無疑屬於一種“單一性”民族構成的政治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