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到抗戰前後的“中華民族”觀念和大民族的整體認同問題，還有一點值得特別指出，那就是在國民政府內部及其所影響的學者中間，雖然早就有人感覺到國內各具體民族單位與整個全民族共同體意義上的“中華民族”之間難免有“矛盾”，認為這有礙於全民族進一步的一體性融合。但一開始，人們也並不都是從考慮調整各具體民族單位的“民族”稱謂這一個角度著眼，有的恰恰是從相反的方向致思的。也就說，有一部分人曾直接或間接地嚐試去調整各民族共同體的整體稱謂，如自覺將“中華民族”改稱“中華國族”，或更確切地說，將“中華國族”與“中華民族”配合起來、相間使用。毋庸置疑，這後者同樣屬於現代中華民族觀念及其認同問題中不容忽視的重要組成部分，不過是努力路徑有所差異罷了。在這方麵，以孫中山之子孫科為代表的部分國民黨大員及其有關“立憲”活動，或許應當引起研究者格外多一點的關注。因為它迄今為止不僅長期被學界所忽略，而且同時還涉及今人所關心的“中華民族”概念入憲的有關問題。[91]
在討論孫科等人將“中華國族”入憲的嚐試之前，有必要先簡單考察一下“中華國族”一詞和概念在民國時期的傳播、運用情形及其內涵。
受孫中山思想的直接影響，1924年後特別是1928年國民黨奪取全國政權後，“國族”一詞在中國的使用逐漸增多，“中華國族”一詞和概念也已開始出現。盡管“國族”一詞運用於當時的中國人整體指的自然就是“中華國族”，但“中華國族”作為一個正式的詞匯和概念，其出現還是要較“國族”略晚，並且實際的使用也要少得多。筆者查閱《申報》數據庫得知，1931年“九一八”事變之前，該報似乎僅兩次使用過“中華國族”：一是1928年4月2日，江蘇大學民眾教育學校的開學典禮上，其中一副對聯裏曾有使用。該對聯為“造中華國族新生命，放世界人類大光明”。[92]二是1930年1月，國民政府蒙藏會議期間，《申報》的有關報道中曾有使用。一篇題為《蒙藏會議提案標準》的“要聞”報道寫道：“本會議一切提案，均應尊奉總理遺教、及本黨曆次宣言決議案，以扶植蒙藏民族，使之能自決自治，與國內各民族實行團結，為整個的大中華國族為目的。”[93]如果說，1928年那副對聯中的“中華國族”含義還難以確切把握，尚無法確認其如何看待構成“中華國族”的國內各民族之身份，那麽1930年的“中華國族”用法，則顯然以明確承認國內各民族的“民族”身份為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