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國民黨最高統帥的蔣介石，從20世紀40年代初開始，已公然地不願再稱各民族為“民族”。如在1942年8月27日發表的題為《中華民族整個共同的責任》的講話和1943年出版的《中國之命運》一書中，他都明確地表明了這一點。隻是蔣介石與顧頡剛等又有所不同，他這時已寧願稱各民族為“宗族”而不再願意稱其為“種族”了。因為他此時的看法已有所改變，明確意識到中國各民族並非為血統有別的異“種族”存在，而“本是一個種族和一個體係的分支”，是“同一血統的大小宗支”，“中華民族是多數宗族融合而成的”，“我們的各宗族，實為同一民族”。[74]若以齊思和等人的前述觀點來看，蔣肯定與孫中山一樣，未能理解“民族”與“種族”的關鍵區別，甚至與孫中山比起來，他還要更有過之，但這已屬於另一層麵的問題。
可以肯定的是，蔣介石此時在民族問題上，已有一種新的“思想自覺”。他顯然並不完全滿意於像顧頡剛等人那樣將“種族”與“民族”加以簡單對立性區分、而把血統因素完全留給“種族”的做法。在他看來，顧頡剛等人的看法尚停留在他1929年發表《三民主義綱要》時的含混認知水平；“民族”和“種族”固然有差別，但也未嚐不是意義上有所交叉重合的概念。這一點，當時實際上已多有學者加以辨析。如《我們的國族》一書的作者即曾指出：“雖然說民族和種族有著不同的性質，但我們一研究到民族時，總會牽連出種族的問題，因為種族畢竟構成民族的一重要因素，所以它和民族是保有興衰隆替的密切的關係。此外還有許多民族的問題，也是由於種族問題而發生的……德國人排斥猶太人，是極好的例證。曆史告訴我們，這些事實是太多了。”[75]應當說，蔣介石對現代西方民族概念的核心內涵並非一無所曉。對他來說，隻是簡單強調“種族”與“民族”的區別，而看不到或不願強調兩者之間關於血緣及血緣意識等多方麵的密切聯係，這在當時那種特殊的中國國情之下，對於“中華民族是一個”的整體認同恐怕並無益處，甚至倒還可能有點“別生枝節”的書呆之氣也未可知。長期以來，學術界較多關注顧頡剛與蔣介石思想的同一性方麵，乃至懷疑其有可能被蔣“禦用”，[76]反而忽略當時兩人彼此之間思想的差距，這其中恐怕存在失察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