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中國，“中華民族複興”論真正成為一種流行全國的強勢話語，是在蔣介石南京國民政府建立之後，尤其是在日本入侵東北的“九一八”事變之後。它與民族危機的空前擴大和深化，與蔣介石國民黨利用國家輿論工具進行強力宣傳密切相關。不過1931年以前，其影響力和傳播範圍仍然有限，對於國民黨來說，它主要是右派人士進行“分共”和蔣介石政權配合“剿共”、建立自身政權與統治合法性的動員手段和精神武器，也就是一種政治意識形態的工具。“九一八”之後，其抵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實現民族自救的政治意圖和文化功能，才逐漸增強，至全麵抗戰爆發，其抗戰意圖、救亡訴求及其功能更加凸顯和強化起來，並真正成為時代思潮的主流。這也是它在抗戰時期得以廣泛流行的根本原因。
在“中華民族複興”論最初成為國民黨官方意識形態的過程中，戴季陶發揮了重要作用。他在孫中山逝世後的1925年夏，出版《孫文主義之哲學的基礎》和《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兩書，將孫中山1924年年初的“三民主義”演講中有關“要恢複民族的地位，便先要恢複民族的精神”，以及讚美中國傳統道德文化價值的一些言論，大加發揮，極力強調文化自信力的恢複發揚對於中華民族複興的關鍵意義，認定孫中山乃是“孔子以後中國道德文化上繼往開來的大聖”，三民主義“完全淵源於中國正統思想的中庸之道”，等等。他在書中或借助孫中山的口頭“告誡”，或通過闡述對三民主義與國民革命的理解，來警醒國民黨人：
我們要複興中國民族，先要複興中國民族文化的自信力，要有了這一個自信力，才能夠辨別是非，才能認清國家和民族的利害，才能夠為世界的改造而盡力。
先生的國民革命，是立腳在中國國民文化的複興上麵，是中國國民創造力的複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