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20年代初，梁啟超對“中華民族”觀念的闡發和影響，也很值得關注。同孫中山主要從當下情勢出發立論的政治家風格有別，作為學術界、思想界、輿論界代表人物的梁啟超，他此期對於“中華民族”觀念的弘揚，采取的則是一種曆史研究的學術方式。20年代最初兩年，他重新喚起清末時研究民族問題的興趣，開始專門探討起中華民族史問題來。1922年春夏間，他在清華及北京高師發表有關演講，並最終形成《中國曆史上民族之研究》一文，成為日後被人反複引述的中華民族研究史上的經典之作。1922年至1923年，該文曾分別以《中華民族之研究》為題（包括《中華民族之成分》等內容），部分在著名的《地學雜誌》上連載，並被《東北文化月報》等轉錄。[110]在此文中，梁啟超毫不含糊地響應了孫中山的“號召”——放棄以“漢族”作為各民族一體化的“自尊自大之名稱”，直接使用了“中華民族”這一新符號。不過，他的這一符號裏仍明顯遺留了從文化上“同化”各民族成員的大漢族主義傾向。隻是由於他一則專注於曆史問題，一則又強調所謂“民族意識”在現代民族認同中的重要性，故其中華民族觀念的這一不足麵向，容易得到某種遮蓋。
梁啟超對“民族意識”的強調，基於他對民族與種族、民族與國民不同內涵的新認識。在他看來：“民族與種族異。種族為人種學研究之對象，以骨骼及其他生理上之區別為標識……民族與國民異。國民為法律學研究之對象，以同居一地域有一定國籍之區別為標識……血緣、語言、信仰，皆為民族成立之有力條件，然斷不能以此三者之分致，徑指為民族之分野。民族成立之唯一的要素，在‘民族意識’之發現與確立。何謂民族意識？謂對他而自覺為我。‘彼，日本人；我，中國人。’凡遇一他族而立刻有我‘中國人’之一觀念浮於其腦際者，此人即中華民族之一員也。”[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