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19年9月所寫的《〈戰後太平洋問題〉序》，10月所寫的《八年今日》，以及同年所寫但具體時間不詳的《三民主義》等文中，孫中山都明確使用了“中華民族”一詞，並且還不是一般地漫不經心地加以使用，而是從一開始就自覺而強烈地認同“中華民族”一體觀念，並積極地予以倡導。如在1919年的《三民主義》一文中，他就公開表示：“漢族當犧牲其血統、曆史與夫自尊自大之名稱，而與滿、蒙、回、藏之人民相見於誠，合為一爐而冶之，以成一中華民族之新主義，如美利堅之合黑白數十種之人民，而冶成一世界之冠之美利堅民族主義，斯為積極的目的也。”[86]
對於孫中山“中華民族”理念的形成來說，“美利堅民族”那種混合性質的民族存在及其成功發達的示範效應，是顯而易見的。孫中山對之予以取法，就如同采納其共和製度一樣，有著擇善而從的確然信念。正是懷著這種信念，此後兩年在一些演說和序文中，他繼續滿懷**地倡揚“中華民族”理念，主張“我們要擴充起來，融化我們中國所有各民族，成個中華民族”。[87]他反複申說道：“吾國今日既曰五族共和矣；然曰五族，固顯然猶有一界限在也。欲泯此界限，以發揚光大之，使成為世界上有能力、有聲譽之民族，則莫如舉漢、滿等名稱盡廢之，努力於文化及精神之調洽，建設一大中華民族。”[88]這就是我們前文所提到的他的所謂以漢族文化為中心的“民族同化”思想。但恐怕正如有的學者所指出的，我們要抓住孫中山思想的實質，而不能為他的某些個別詞句所迷惑。這種“民族同化”論，實際上是其“民族融合”思想的不準確表達[89]，因為他所主張的是在共和政體之下，國內各族人民“相見於誠，以各民族的‘文化及精神’為基礎，‘吸收各民族之善性’”[90]，也就是要結合各民族的特點與優長而成。當然，也毋庸諱言，在孫中山的思想深處，特別是這一時期，其在文化上的大漢族主義傾向或“潛情”是一直也未能揚棄殆盡的，表現在用語上的特點之一，就是不恰當的“同化”一詞一度被他較多使用。而這種“潛情”後來又遺留給了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以及其他政治勢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