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國內民族融合的實際效果而言，辛亥革命勝利和民國建立的意義也是顯而易見的。不錯，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專製統治，建立民國，的確暫時引發或一度刺激了一部分蒙古王公和藏族等少數民族上層人物的分裂行徑，如1911年12月1日，一小撮蒙古王公就在沙俄的指使下，就成立了以哲布尊丹巴為“大汗”的所謂“大蒙古帝國”，西藏與內地的關係這時也趨於緊張。[34]此種情況的出現，不能說與部分革命黨人此前狹隘的民族主義態度，以及武昌起義爆發後少數地區短暫過激的行為毫無關聯。不過就其根本而言，它們卻是當時的紛亂形勢和俄、英等帝國主義從中直接策動挑唆的結果。與此同時，我們更應該看到的是，此種暫時出現的分裂局勢所引發的前景憂患，恰恰又成為革命黨人、民初政要和各族有識之士放棄狹隘民族意識，生發現代中華民族觀念的直接動因。曆史的辯證法效應，就是這樣體現出來。
以蒙古問題為例。“大蒙古帝國”宣布成立後，其一係列分裂行徑隨即遭到國內和蒙古族內人民的強烈反對。1912年年底至1913年年初，哲裏木盟10旗王公和內蒙古西部22部34旗王公，就分別在長春和舊綏城（今呼和浩特）舉行了東、西蒙古王公會議，商討讚成五族共和，反對外蒙古“獨立”等事宜。在1913年年初的西蒙古王公會議上，王公們還一致決議“聯合東盟，反對庫倫”，並通電聲明：“蒙古疆域與中國腹地唇齒相依，數百年來，漢蒙久為一家。我蒙同係中華民族，自宜一體出力，維持民國。”[35]這大概是在政治文告中，第一次由少數民族代表人物共同議決，宣告中國少數民族同屬現代意義的“中華民族”的一部分了。[36]
這裏，“中華民族”一詞極具象征意義的使用，就筆者所了解的資料來看，還當屬於現代“中華民族”概念較早被使用的例證之一。法國漢學家巴斯蒂較早研究指出，作為民國總統的袁世凱，曾“率先用‘中華民族’的名稱來涵蓋（中國）境內所有民族”[37]，而袁的這一較早使用，也恰恰是發生在應對此次外蒙古分裂行徑的過程中。不過，巴斯蒂並沒有提到此事發生的具體時間。追蹤她所引錄的《袁世凱致庫倫活佛書》寫道：“外蒙同為中華民族，數百年來，儼如一家。現在時局阽危，邊事日棘，萬無可分之理。”[38]這一“中華民族”的現代認同現象，無疑是耐人尋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