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一提的是，在清末立憲運動的浪潮中，體現中國各民族一體化整體觀念的“國族”一詞，也已經出現。如1911年7月15日，《申報》主筆希夷在《本館新屋落成幾紀言》一文裏，就與“國民”和“民族”兩詞並列，多次使用了“國族”這一概念。文中稱全中國之民為“一族人”，表白報館同人“聚全國同族於一紙之中”，與之共同喜怒哀樂已經40年。並立誌今後要繼續“與國族永聚於斯”，“相提相挈而同升於立憲舞台之上”，以“自植其立憲國民之資格……勉為高尚清潔之民族，而養成神聖尊嚴之社會”[148]。其中，近代西方“民族國家”（nation-state）和“（國民）民族”（nation）的思想影響，於此可見一斑。從這裏，我們還可看到，像《申報》這樣在全國範圍內發行的、最具影響力的民間現代媒體在近代中國的出現和運作本身，實具有並發揮過多方麵有益於打破狹隘區域局限、實現中國民族一體化的政治文化功能，而不僅僅是成為傳播這種大民族一體化觀念的工具而已。
今人如欲感知辛亥革命前夕清末國人的民族一體化整體意識的勃發，及其與立憲運動的開展和現代媒體啟蒙者之間的曆史關聯，不妨細細品讀一下《申報》主筆希夷包括上述內容在內的那段相對完整的“紀言”：
我本館同人之歌哭與聚國族而日夕相見者已四十年矣……夫報紙為全國上下之縮影。政府歌則我報紙亦歌，國民哭則我報紙亦哭。聚全國同族於一紙之中，族人之悲歡憂樂即我報紙之悲歡憂樂也。此後報紙之或歌或哭，無一非我族人笑啼之真相。然則我報紙與族人關係之密切，不啻形影之不相離。雖至數千年而後，我報紙當永永與族人同聚於一室而歌哭相聞者也……
雖然，今日之中國一族人，哭多歌少之日也。國勢孱弱至此，則我族人哭；外患侵淩，則我族人哭；內亂迭興，則我族人哭；水旱盜賊之相乘，商民財力之交瘁，則我族人哭；而在上者猶假立憲之名，以隱行其專製之實，凡國民應享之權利，無不出其敏捷強硬之手段以攫之而去，則我族人欲哭無淚矣。然而此非我族人坐以待斃之日，乃我族人臥薪嚐膽時也。宣統五年之立憲，轉瞬即屆，政府雖未必實心舉辦，而我族人無不可乘此時機以自植其立憲國民之資格。學則興教育，商則講貿遷，工則重製造，紳則辦地方公益。凡一切平民，皆當務專其業，勉為高尚清潔之民族，而養成神聖尊嚴之社會。我同人雖不敏，亦當勉任提倡指導之天職，鼓吹宣揚之義務，以與我族人相提相挈而同升於立憲舞台之上。於斯時也，我族人其破涕為歡，而始有相與歌哭之日乎？此則我同人願與國民共勉之微意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