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6] 關於“中國”在變遷中延續的獨特性和整體性，以及成為曆史書寫對象的必要性，可參見葛兆光：《宅茲中國——重建有關“中國”的曆史論述》一書（中華書局2011年版）。亦可參見許倬雲：《說中國——一個不斷變化的複雜共同體》一書（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
[57] 關於晚清中國的國家性質問題，學界的看法並不統一。一方麵，西方國家要求中國履行一個現代國家的義務，當然中國同時也就被承認或被賦予了現代國家的主權等權利。實際上，在與西方近代國家打交道的過程中，中國已逐漸發生從傳統王朝國家向現代主權國家的演變，特別是清末新政階段。如於逢春就認為，1820年《嘉慶重修大清一統誌》及其所附《皇輿全圖》的編繪，就標誌著大清國“已具備了近代意義上的民族國家基本要素——領土、主權與國民（臣民）意識”，“已存在著近代意義上的疆域、邊界與邊境製度”，“對其疆域、邊界已能有意識地自我認定、法理確定”，其疆域、邊界“已取得了國際法意義上的國家承認”。參見於逢春：《時空坐標、形成路徑與奠定：構築中國疆域的文明板塊研究》，黑龍江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第63—64頁。此見值得今人思考。
[58] 如澳大利亞學者費約翰就強調指出：“近代以前，‘中國’一詞既不指民族，也不指領土意義上的國家，而是指皇帝在世界中心的位置。作為一個國家的正式指代，它在1912年首次以‘中華民國’這一詞匯縮略而成，盡管民國時期它既指國家也指民族。然而即使在那時，這一用法也不普遍。”（費約翰著，李恭忠、李裏峰等譯，劉平校：《喚醒中國：國民革命中的政治、文化與階級》，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4年版，第174頁原注釋2。英文本見John Fitzgerald，Awakening China：Politics，Culture，and Class in the Nationalist Revolution，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p.366.）果真如此嗎？非也。海外漢學家的類似觀點並不奇怪。在國內，此類看法也是隨處可見，甚至研究有素如胡阿祥先生，有時也難免落入窠臼，見其早年論著《偉哉斯名：“中國”古今稱謂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74頁）。不過，胡先生也並非全然沒有見及於此，其書有關觀點前後並不完全一致，如他有時強調“直到1912年中華民國建立前，‘中國’都隻是地域的或文化的概念”（見此書第253頁），有時則又指出，秦漢以後“作為政治概念使用的中國走向定型”，到明清時期的國際交往中，“政治的中國，無論是空間抑或時間，其指稱都相當明確”（見此書第264、27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