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作史，最不講究史料。神話官書，都可作史料，全不問這些材料是否可靠。卻不知道史料若不可靠，所作的曆史便無信史的價值。孟子說，“盡信書則不如無書”。何況我們生在今日，去古已遠，豈可一味迷信古書，甘心受古代作偽之人的欺騙？哲學史最重學說的真相，先後的次序和沿革的線索，若把那些不可靠的材料信為真書，必致(一)失了各家學說的真相；(二)亂了學說先後的次序；(三)亂了學派相承的係統。我且舉《管子》一部書為例。《管子》這書，定非管仲所作，乃是後人把戰國末年一些法家的議論和一些儒家的議論(如《內業》篇，如《弟子職》篇)和一些道家的議論(如《白心》、《心術》等篇)，還有許多夾七夾八的話，並作一書；又偽造了一些桓公與管仲問答諸篇，又雜湊了一些紀管仲功業的幾篇，遂附會為管仲所作。今定此書為假造的，證據甚多，單舉三條：
(一)《小稱》篇記管仲將死之言，又記桓公之死。管仲死於西曆前643年。《小稱》篇又稱毛嬙、西施，西施當吳亡時還在。吳亡在西曆前472年，管仲已死百七十年了。此外如《形勢解》說“五伯”，《七臣七主》說“吳王好劍，楚王好細腰”，皆可見此書為後人偽作。
(二)《立政》篇說：“寢兵之說勝，則險阻不守；兼愛之說勝，則士卒不戰。”《立政九敗解》說“兼愛”道：“視天下之民如其民，視人國如吾國，如是則無並兼攘奪之心。”這明指墨子的學說，遠在管仲以後了(《法法》篇亦有求廢兵之語)。
(三)《左傳》紀子產鑄刑書(西曆前536)，叔向極力反對。過了二十幾年，晉國也作刑鼎、鑄刑書，孔子也極不讚成（西曆前513)。這都在管仲死後一百多年。若管仲生時已有了那樣完備的法治學說，何以百餘年後，賢如叔向、孔子，竟無一毫法治觀念？(或言孔子論晉鑄刑鼎一段，不很可靠。但叔向諫子產書，決不是後人能假造的)何以子產答叔向書，也隻能說“吾以救世而已”？為什麽不能利用百餘年前已發揮盡致的法治學說？這可見《管子》書中的法治學說，乃是戰國末年的出產物，決不是管仲時代所能突然發生的。全書的文法筆勢也都不是老子、孔子以前能產生的。即以論法治諸篇看來，如《法法》篇兩次說“《春秋》之記，臣有弑其君，子有弑其父者矣”。可見是後人偽作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