審定史料乃是史學家第一步根本工夫。西洋近百年來史學大進步，大半都由於審定史料的方法更嚴密了。凡審定史料的真偽，須要有證據，方能使人心服。這種證據大概可分五種(此專指哲學史料)：
(一)史事 書中的史事，是否與作書的人的年代相符。如不相符，即可證那一書或那一篇是假的。如莊子見魯哀公，便太前了；如管仲說西施，便太後了。這都是作偽之證。
(二)文字 一時代有一時代的文字，不致亂用，作偽書的人，多不懂這個道理，故往往露出作偽的形跡來。如《關尹子》中所用字：“術咒”、“誦咒”、“役神”，“豆中攝鬼、杯中釣魚、畫門可開、土鬼可語”，“嬰兒蕊女、金樓絳宮，青蛟白虎、寶鼎紅爐”，是道士的話。“石火”、“想”、“識”、“五識並馳”、“尚自不見我，將何為我所”，是佛家的話。這都是作偽之證。
(三)文體 不但文字可作證，文體也可作證。如《管子》那種長篇大論的文體，決不是孔子前一百多年所能作的。後人盡管仿古，古人決不仿今。如《關尹子》中“譬犀望月，月影入角，特因識生，始有月形，而彼真月，初不在角”；又譬如“水中之影，有去有來，所謂水者，實無去來”：這絕不是佛經輸入以前的文體。不但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文體，一個人也有一個人的文體。如《莊子》中《說劍》、《讓王》、《漁父》、《盜蹠》等篇，決不是莊周的文體。《韓非子》中《主道》、《揚搉》(今作《揚權》)等篇和《五蠹》、《顯學》等篇，明是兩個人的文體。
(四)思想 凡能著書立說成一家言的人，他的思想學說，總有一個係統可尋，決不致有大相矛盾衝突之處。故看一部書裏的學說是否能連絡貫串，也可幫助證明那書是否真的。最淺近的例，如《韓非子》的第一篇，勸秦王攻韓，第二篇，勸秦王存韓，這是絕對不相容的。司馬光不仔細考察，便罵韓非請人滅他自己的祖國，死有餘辜，豈不是冤煞韓非了！大凡思想進化有一定的次序，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問題，即有那個時代的思想。如《墨子》裏《經上、下》、《經說上、下》、《大取》、《小取》等篇，所討論的問題，乃是墨翟死後百餘年才發生的，絕非墨翟時代所能提出。因此可知這六篇書決不是墨子自己做的。不但如此，大凡一種重要的新學說發生以後決不會完全沒有影響。若管仲時代已有《管子》書中的法治學說，決不會二三百年中沒有法治觀念的影響。又如《關尹子》說“即吾心中，可作萬物”；又說“風雨雷電，皆緣氣而生。而氣緣心生，猶如內想大火，久之覺熱；內想大水，久之覺寒”。這是極端的萬物唯心論。若老子關尹子時代已有這種唯心論，決無毫不發生影響之理。周秦諸子竟無人受這種學說的影響，可見《關尹子》完全是佛學輸入以後的書，決不是周秦的書。這都是用思想來考證古書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