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墨兩家根本上不同之處，在於兩家哲學的方法不同，在於兩家的“邏輯”不同。《墨子·耕柱》篇有一條最形容得出這種不同之處：
葉公子高問政於仲尼，曰：“善為政者若之何？”仲尼對曰：“善為政者，遠者近之，而舊者新之。”(《論語》作“近者悅，遠者來”)
子墨子聞之曰：“葉公子高未得其問也，仲尼亦未得其所以對也。葉公子高豈不知善為政者之遠者近之而舊者新之哉？問所以為之若之何也。”
這就是儒墨的大區別。孔子所說是一種理想的目的，墨子所要的是一個“所以為之若之何”的進行方法。孔子說的是一個“什麽”，墨子說的是一個“怎樣”，這是一個大分別。《公孟》篇又說：
子墨子問於儒者，曰：“何故為樂？”曰：“樂以為樂也。”子墨子曰：“子未我應也。今我問曰：‘何故為室？’曰：‘冬避寒焉，夏避暑焉，室以為男女之別也。’則子告我為室之故矣。今我問曰：‘何故為樂？’曰：‘樂以為樂也。’是猶曰：‘何故為室？’曰：‘室以為室也。’”
儒者說的還是一個“什麽”，墨子說的是一個“為什麽”。這又是一個大分別。
這兩種區別，皆極重要。儒家最愛提出一個極高的理想的標準，作為人生的目標。如論政治，定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或說“近者悅，遠者來”，這都是理想的目的，卻不是進行的方法。如人生哲學則高懸一個“止於至善”的目的，卻不講怎樣能使人止於至善。所說細目，如“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父，止於慈；為人子，止於孝；與國人交，止於信。”全不問為什麽為人子的要孝，為什麽為人臣的要敬；是說理想中的父子君臣朋友是該如此如此的。所以儒家的議論，終要偏向“動機”一方麵。“動機”如俗話的“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