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第三節說老子對於社會政治有兩種學說：一是毀壞一切文物製度，一是主張極端放任無為的政策。第一說的根據，上節已說過，如今且說他的無為主義。他把天道看作“無為而無不為”，以為天地萬物，都有一個獨立而不變，周行而不殆的道理，用不著有什麽神道作主宰，更用不著人力去造作安排。老子的“天道”，就是西洋哲學的自然法(Law of Nature，或譯“性法”，非)。日月星的運行，動植物的生老死，都有自然法的支配適合。凡深信自然法絕對有效的人，往往容易走到極端的放任主義。如十八世紀的英法經濟學者，又如斯賓塞(Herbert Spencer)的政治學說，都以為既有了“無為而無不為”的天道，何必要政府來幹涉人民的舉動？老子也是如此。他說：
這是說“自然法”的森嚴。又說，
常有司殺者殺。夫代司殺者殺，是謂代大匠斫。夫代大匠斫者，希有不傷其手者矣。
這個“司殺者”便是天，便是天道。違背了天道，擾亂了自然的秩序，自有“天然法”來處置他，不用社會和政府的幹涉。若用人力去賞善罰惡便是替天行道，便是“代司殺者殺”。這種代劊子手殺人的事正如替大匠斫木頭，不但無益於事，並且往往鬧出亂子來。所以說：“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是以難治。”所以又說：“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所以他主張一切放任，一切無為。“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無為而無不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