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說老子以前的時勢，和那種時勢所發生的思潮。老子親見那種時勢，又受了那些思潮的影響，故他的思想，完全是那個時代的產兒，完全是那個時代的反動。看他對於當時政治的評判道：
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饑。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是以難治。民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若使民常畏死，而為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
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民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
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
這四段都是很激烈的議論。讀者試把《伐檀》、《碩鼠》兩篇詩記在心裏，便知道老子所說“人之道損不足以奉有餘”，和“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饑”的話，乃是當時社會的實在情形。更回想《苕之華》詩“知我如此，不如無生”的話，便知老子所說“民不畏死”，“民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的話，也是當時的實在情形。人誰不求生？到了“知我如此，不如無生”的時候，束手安分也是死，造反作亂也是死，自然輕死，自然不畏死了。
還有老子反對有為的政治，主張無為無事的政治，也是當時政治的反動。凡是主張無為的政治哲學，都是幹涉政策的反動。因為政府用幹涉政策，卻又沒幹涉的本領，越幹涉越弄糟了，故挑起一種反動，主張放任無為。歐洲十八世紀的經濟學者政治學者，多主張放任主義，正為當時的政府實在太腐敗無能，不配幹涉人民的活動。老子的無為主義，依我看來，也是因為當時的政府不配有為，偏要有為；不配幹涉，偏要幹涉，所以弄得“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民多利器，國家滋昏；法令滋彰，盜賊多有”。上篇所引《瞻卬》詩說的“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奪之；此宜無罪，女反收之；彼宜有罪，女覆說之。”那種虐政的效果，可使百姓人人有“匪鶉匪鳶，翰飛戾天；匪鱣匪鮪，潛逃於淵”的斷想(老子尤恨當時的兵禍連年，故書中屢攻擊武力政策。如“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兵者不祥之器”，“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皆是)。故老子說：“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是以難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