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
陳寅恪先生曾兩次留學德國，分別是1910—1912年、1921—1925年。但他早年留學時期與德國學術界的種種聯係，學界了解並不多，僅張國剛先生撰文提示過寅恪先生在柏林的一些指導老師和學習科目的情況[1]。爾後陸揚先生在《泰東》（Asia Major）雜誌發表研究鳩摩羅什的長篇論文《解讀〈鳩摩羅什傳〉：兼談中國中古早期的佛教文化與史學》，引用諾貝爾（Johannes Nobel，1887—1960）早期譯注《高僧傳》中收錄的《鳩摩羅什傳》時，注意到諾貝爾感謝寅恪幫他看了一些難度很高的段落，他提示這大約是寅恪影響西方學術的最早記錄[2]。這個提示很重要，當時諾貝爾和寅恪都在柏林大學，學友之間互相切磋可見一斑。除了與梵文專業同學有直接交往，寅恪大概也和漢學專業的同學有一些來往，雖然沒有直接證據，但可根據一些蛛絲馬跡推想當時的情況。
圖十四 青年寅恪
其實，20世紀上半葉西文中有關寅恪之學術的記錄還有一些[3]。比如1931年，當時還是柏林大學博士生的艾伯華（Wolfram Eberhard，1909—1988）也在法蘭克福大學出版的《漢學》（Sinica）雜誌提示過寅恪有關華佗的文章。艾伯華1927年進入柏林大學研究院，隨福蘭閣（Otto Franke）學習漢學，1933年以研究漢代天文學的論文獲得博士學位[4]；其同學中包括白樂日和衛德明（Hellmut Wilhelm，1905—1990）。白樂日1923年進入柏林大學，1932年以研究唐代經濟史獲得博士學位，衛德明1932年以研究顧炎武的倫理思想獲得博士學位，兩位的論文均由福蘭閣指導。艾伯華進入柏林大學時，寅恪早已回清華任教，兩人在柏林未打照麵。但白樂日和寅恪1923—1925年間均在柏林大學，或許有所交往。
其實除了以上其他學者揭示的寅恪先生在德國的經曆之外，他與德國的早期學術聯係還有若幹線索值得略作評說。這些學術聯係主要體現在寅恪曾長期作為德國東方學會會員與德國東方學界保持聯係，也曾寄贈拓片給德國博物館。而寅恪與他同時代一起在柏林大學學習的同學特別是白樂日之間或許也存在一些學術交流，寅恪後來之所以轉向唐史研究或許和白樂日早年學術關注有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