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過以上考察，我們可以得出一些基本結論，這些結論可以看出哈佛中、日留學生群體之獨特之處。我們首先探討了哈佛中日兩國留學生的相似之處，發現在哈佛的中日兩國留學生在地域來源、公私學校來源、專業選擇方麵均有極為類似之處，比如兩國留學生大體主要來自近代經濟、文教發達的都市地區，日本以東京、大阪為主，中國以北京、上海為主，而大阪與上海各自是兩國當時對外交往最為頻繁的港口城市之一。哈佛中、日留學生當時均來自主要公私大學，但私立學校則主要是與美國聯係密切的學校。如日本是以美式教育為模式發展起來的、與哈佛關係密切的慶應義塾大學，而中國是以全英文教學的、有所謂“東方哈佛”之稱的聖約翰大學。
哈佛中、日留學生在專業選擇方麵也存在非常有趣的相似之處，兩國當時在哈佛的留學生均有相當部分人選擇注冊經濟學和商科，而選擇注冊人文社科的學生並不比注冊理工科學生的人數少，兩國均無人注冊法學院和景觀學院。還需要說明的是，國內的教育狀況也和學生到哈佛選擇的專業有關。慶應義塾當時聘用多名哈佛畢業生擔任經濟學教授，負責理財科，有哈佛畢業的教授給慶應義塾的學生寫推薦信申請哈佛，這些學生才能比較順利地進入哈佛念書。而當時哈佛大學邀請過日本著名宗教學家姉崎正治到哈佛講學，姉崎正治回國後遂推薦自己的學生到哈佛神學院學習。類似的情況其實也發生在中國，陳寅恪回國後，他的學生周一良、楊聯陞先後到哈佛念書，均獲得博士學位。
當時在哈佛的中國留學生似乎學習上比日本留學生更為優異，除了趙元任、俞大維先後獲得榮譽極高的謝爾頓遊學獎學金之外，1919年留學哈佛的中國學生中，經濟學專業的朱中道、數學專業的薑立夫、醫學專業的林文秉均獲得約翰·哈佛獎學金。相比之下，日本留學生略為遜色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