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日本的東方：將過去轉化為曆史》
為何關心日本的中國學？日本的中國學處於世界中國學的領袖地位，無論在理論思想框架的建立、新方法的發明還是在新材料的發現與整理、舊材料的重新審視與閱讀方麵都對世界的中國研究產生了深刻的影響，至今英語世界的中國學學者均在很大程度上需要借鑒日本的中國學成果，很多大學並在製度上要求中國學專業的學生必須具備日文學術材料的閱讀能力。雖然對於中國而言，現在不再是陳寅恪所謂“群趨東鄰受國史”的舊時代，但日本的中國學仍然是中國學者難以忽略的。今天我們尚在討論是否有複興國學的必要，尚在議論所謂傳統國學的價值，日本學者早在近一個世紀前已經在主流學界幾乎全麵顛覆了其傳統漢學，並開辟了東洋學以及所謂支那學的新紀元，並迅速在20世紀確立了其在中國學研究上難以撼動的國際領先地位。認真審視日本中國學的發達史十分有助於我們今天討論中國學術諸層麵。而本文所要特別討論的一個讀本是田中斯蒂芬在1993年刊出的《日本的東方：將過去轉化為曆史》[1]。考慮到當代中國學界有關近現代國學、漢學、西學的爭論[2]，可以看到所謂國學、漢學等討論在中國尚沒有過去，並沒有成為曆史。
學界基本上都認為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戰前有漢學和支那學，戰後才有中國學之稱[3]。日本的漢學和支那學、中國學研究近年隨著改革開放之後對海外中國研究的重視，已然漸成顯學，參加這一新領域建設的中國學者很多[4]，並有很多叢書出版[5]，甚至日本學者反思中國學的著作也被譯介過來[6]。許多重要的論題被反複討論，如日本漢學與國學的關係、中國國學的說法與日本國學名稱的聯係、日本漢學與支那學、東洋學的關係、西方漢學與日本中國學的比較等，這些努力使得我們日益清晰地看到日本研究中國的曆程及其曆史語境。但是相當多的論著特別關注日本漢學以及中國學的貢獻以及和中國的交流、和西方漢學的比較，從而忽視了其變化的內在曆史機製和日本近代中國學者的心態分析。田中的著作特別注重站在亞洲以外的立場來挖掘當時日本支那學者的心態和曆史語境，並同時兼顧了西方近現代學術（而非漢學）與日本近代東洋學的聯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