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體來說，中、日留學生在地域和公私學校來源以及專業選擇等方麵方麵較為接近。首先，中國、日本留學生在國內來源地域均局限在兩個主要城市，首都和主要經濟城市，特別是港口城市。以地域而言，中國留學生主要來自北京和上海，這兩地的學生加起來占了全部中國留學生人數的一半以上。在《哈佛大學登記手冊，1918—1919學年》174頁，當時哈佛有中國留學生43人，226頁列有當時留學哈佛的中國學生名錄，但人數不全。不過，從這一名錄來看，以來自上海、北京的學生最多，其中上海9人，北京7人。這裏所謂來自上海、北京並非是指學生出生地或籍貫，而是入學哈佛時登記的住址。但是有些學生入學時自北京考入哈佛，卻列上了自己的籍貫。比如林語堂，他自北京大學考入哈佛，卻列上自己的籍貫廈門[12]。而日本留學生主要來自東京和大阪這兩個地區，而出身京都者比較少。日本留學生中注冊時列為來自東京的人包括武田健一、福澤八十吉、武內義成、土方成美、岩本正人、蘆澤進、渡邊（Shigezo Watanabe）、綿貫哲雄、高木八尺、越智孝平、佐藤順也、今井三郎、伊藤春之、伊野（Dan Ino）。我們應該注意到，上海和大阪還有個共同點，就是它們都可以算是港口城市，這意味著對外貿易和對外交流較為頻繁，因而其所在地區的人民對外界較為了解。
以國內出身的大學而言，也有類似之處。即中、日留學生除了來自國立大學之外，也有相當部分學生來自私立大學。比如中國留學生主要通過兩個渠道來哈佛，一個是公立清華學校的留美項目來美，一個是私立教會大學來美，特別是聖約翰大學，其次是文華大學。1918年留美學生大約總數是1200人。當時留美學生主要經濟來源占第一位的是政府公費資助，其次是教會資助，但即便是拿政府獎學金，大多數學生仍來自家境較好的家庭[13]。實際上，聖約翰大學與文華大學均是美國聖公會支持的教會學校。而日本留學生則以出身東京帝國大學和私立早稻田大學、慶應義塾者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