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
1919年是世界史上非常重要的一個年份，這一年隨著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結束，各主要參戰國在巴黎凡爾賽宮舉行了和平會議，帝國主義重新劃分勢力範圍，各主要國家重新議定國際秩序。而對於東亞來說，則是一個驗證各國實力的角鬥場。因為日本實力的不斷上升，它謀求奪取“一戰”中德國戰敗後在中國山東所喪失的特權。在中國，則因為外交的失利，引發了五四運動。對於1919年所發生的諸多事件的研究，學界成果可謂汗牛充棟。哈佛當時正處於戰爭之中，從哈佛校報《緋紅》（The Crimson）報道的信息來看，哈佛學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參與很多，不少學生也在歐洲戰場陣亡，1919年時整個哈佛仍舊籠罩在戰爭的氛圍之中，軍事項目在校園中十分受重視[2]。本文則試圖利用新資料來梳理當時中日兩國留學生在哈佛留下的行跡，來探討當時兩國教育、學術及其與美國的聯係，從中可看出當時兩國學生出洋留學的一些異同，通過這些異同又可以分析兩國當時所處的發展環境和狀態。
關於近代中國留學問題的研究很多，研究理論和方法也很多元，其出發點主要是國際關係和留學史，學界已經注意到當時官方派遣留學生事業的進展，認識到官方派遣留學生與晚清洋務運動與自強運動的密切聯係，也留意了中國留學生以理工科專業為主導的趨勢[3]。但當前學界幾乎沒有論著對一個年份之中、在一所北美大學之內中日兩國留學生進行比較研究。而在我們看來，對1919年哈佛中日留學生進行個案研究，既可幫助我們了解當時東亞留學生在美國留學的共性，又可以理解當時特定時間特定地點留學生群體的個性。
我們之所以選取在哈佛的中日留學生作為研究對象，主要理由有以下數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