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讀書人既有大幸又有大不幸。大不幸的是腐朽沒落的清朝廷岌岌可危，中華政治經濟文化均麵臨三千年未有之變局，而帝國主義列強虎視眈眈，民族危機日益深重。大幸的是朝廷岌岌可危，對思想控製減弱，而各種新思想、新思潮湧進中國，在新舊思想的激**中正可以做一番大事業，學術界群星璀璨，正所謂天才結群而來。寅恪先生的幸運在於有機會遊學日本歐美各地，但不幸的是正生在一個民族憂患深重的時期。更不幸的是他的家世與民族的危機從未絕緣。他的祖父因參與戊戌維新被罷官回鄉。他的父親在日本侵華時期困死北平。他妻子的祖父則是台灣抗日英雄唐景崧。他一生經曆兩次世界大戰，正如《贈蔣秉南序》中所說“寅恪亦以求學之故，奔走東西洋數萬裏，終無所成。凡曆數十年，遭逢世界大戰者二，內戰更不勝計。”這些家世和個人因緣使得他對於民族和文化的命運產生比常人更深刻的感觸。他一定也沒有想到，他在20世紀末再次成為所謂國學運動中的焦點人物。
20世紀90年代，中國漸漸出現一股國學熱，在這股國學熱中，寅恪被看作是國學大師中的大師。這股國學的熱潮與80年代的西學熱潮形成鮮明對比，以90年代初為分水嶺，代表了兩個時代知識分子的不同關懷和價值取向。國學熱一方麵反映了90年代以來隨著西學熱的衰退，一些學者對於傳統曆史思想和文化的重新加以審視；另一方麵也反映了1949年之後數十年間主流意識形態在一些學者心目中已經不再作為潛在的思想資源。在這場熱潮中，20世紀初期比較活躍的國學家們的學術和品格被重新發掘，作為中國學者引以為傲的思想與學術傳統。這其中包括王國維、陳寅恪、錢穆、劉師培、章太炎、沈曾植等人。他們雖然在世時在學術界也頗有名聲，但1949年以後因為階級出身與政治立場與官方正統史觀不合，很長時期內並不受學界重視。這些國學大師重新被發掘出來，亦可以說明現今的學者已經能夠以平常的心態看待曆史上的政治爭鬥，不以一時勝負為判斷高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