寅恪先生所謂個人的自由，所謂脫俗諦，亦可看作是少數主義，這一點特別表現在寅恪文章之中常常流露出在政治上、思想上和學術上不從“流俗”的態度。寅恪一生經曆非常複雜，因早年長期留學得以遊曆歐、亞、美各大洲，又出身世家，在學問上、為人上立意甚高，識見尤其不凡，故而相當自負，動輒斥責所謂“流俗”、“庸鄙”。其詩作中頗多這一態度的反映。如1945年4月30日《憶故居並序》：“一生負氣成今日，四海無人對夕陽。”[20] 寅恪在哈佛留學期間，對同輩中國留學生大多看不上。吳宓1919年9月8日的日記中記載寅恪評論說當時的中國留學生十之八九欺世盜名，不過是假愛國利群、急公好義之名行貪圖傾軋之實，以遂功名利祿之私而已[21]。這種自負也讓他在許多問題上處在少數派的立場，不願意隨波逐流。而這種立場，正是他所一貫奉行的自由主義立場，其核心價值即是獨立精神、自由思想。因此，個人的自由和脫離俗諦其實也可以看作是少數主義原則。
少數主義，對於知識人而言非常重要，個人的觀點、主張、看法和立場均應該基於個人的判斷，不可隨波逐流。寅恪先生可謂是少數主義的身體力行者。在他看來自由是不隨波逐流，對所謂正統和所謂主流的叛逆，比如他對王國維投湖而死的理解即與當時北平主流知識界的流俗主張不同。當時北平知識界的主流是擁抱新文化運動，所以周作人等新派知識分子成為青年學生的偶像，很多學者接受大革命的現實。他和王國維並不盲從這一主流。在1949年之後寅恪也不從於思想界的主流，當時連精於國學的學者如馮友蘭也搖身一變開始學習主流思想，而寅恪卻提出“我決不反對現在政權，在宣統三年（1911）時就在瑞士讀過《資本論》原文。但是我認為不能先存馬列主義的見解，再研究學術。我要請的人，要帶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獨立精神。因此，我提出第一條，允許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馬列主義，並不學習政治。”[22] 寅恪這樣故作驚人之語來拒絕主流、自甘邊緣的立場和態度也反映在他在1957年發表的《論韓愈》一文，在他看來，在唐憲宗迎佛骨的問題上，上自皇帝，下至普通民眾，無不為佛骨傾倒，而韓愈本人作為一位士大夫，卻對這種行為堅決反對，甚至不惜被貶斥邊荒。可見韓愈代表不畏主流意識形態甚至民意的立場，也即是少數派的立場。韓愈當時也並不反對皇帝，隻是不苟同於當時所謂長安上下崇迎佛骨的流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