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學、國民性的討論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一部分。對於民間、民俗的重視在於19世紀末20世紀初帝國政治和社會秩序的崩潰，使得人們開始關注下層和民間生活。正如許多學者指出的，隨著清政府的滅亡，附屬於它的傳統精英文化也受到懷疑，因而一些學者比如胡適和陳獨秀、周作人等開始尋找保留在民間的文化，將農民階層語言和傳統理想化，尋找傳統文化史上不被重視的民間因素[78]。另一方麵，周作人在日本受到日本強勢文化的一些刺激，可能引發了他研究中國民族特性的興趣。而這種興趣則通過他對歐洲文學的了解接觸到了赫爾德的主張和思想，從而使得德國的文化民族主義因素被引入其著述之中。
而近代中國學者筆下一些常見的用語如民族性、國民性、民族精神等可能均受赫爾德思想影響，大多數情況是通過日本學術轉折入華，偶爾也有如何炳鬆等直接介紹入華。周作人在晚年所寫的《知堂回想錄》中，承認自己早年剛到日本時是民族革命的一信徒，信奉民族主義思想。並認為民族主義必含有複古思想，反對清朝，但覺得清朝以前或者元朝以前中華未被胡族統治前差不多都是好的[79]。他並得出結論日本在第一次明治維新時是竭力掙紮學德國[80]。而當時明治年間日本這種學習德國的氛圍竟然影響到他，從而使他的撰述中出現了赫爾德的思想。
[1] 其著述具體體現在吳平、邱明一編：《周作人民俗學論集》，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9，周作人對民俗學的貢獻，見吳平撰編後記，410～423頁。有關研究見錢理群：《周作人研究二十一講》，北京，中華書局，2004，第五講《民俗學研究與國民性的考察》。有關中國20世紀初起的民間文學運動，可參考戶曉輝：《現代性於民間文學》，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洪長泰著、董曉萍譯《到民間去，1918—1937年的中國知識分子與民間文學運動》（Going to the People：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Folk Literature，1918-1937），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3；趙世瑜：《眼光向下的大革命——中國現代民俗學思想史論》，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0；鍾敬文：《鍾敬文自選集——民間文藝學及其曆史》，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98。這些著作多數都提到周作人的民俗學研究及其接受的西方與日本學術影響，但未討論到赫爾德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