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
近年中外學者開始關注周作人在中國現代民俗學和民間文學史上的獨特地位，注意到他對民間文學如民歌以及兒歌的保存、搜集整理所作出的貢獻[1]。大多數學者注意到周作人所受到的西洋和日本民俗學的影響，即西洋以泰勒（Edward B.Tylor）、弗萊則（James G.Frazer）、安特路郎（Andrew Lang）等為代表的民俗學，以及以柳田國男為代表的日本近代民俗學[2]。但大多數學者均忽視了周作人所受德國近代民俗學者特別是赫爾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1744—1803）思想的影響。民歌即赫爾德所謂Volkslied。而美國青年學者李海燕近年發表的研究中國現代民歌運動的文章特意回顧了近代德國民族主義和民歌運動的聯係，並把赫爾德看作是開創者，並指出德國的民歌運動影響了日本和中國[3]。這一觀點十分重要，雖然令人遺憾的是，作者並沒有注意到周作人筆下的赫爾德。
而首先深入探討周作人與赫爾德之間思想聯係的學者是旅美中國學者劉皓明先生[4]。劉先生的文章重點在探討周作人1918—1921年之間在文學和哲學看法上的浪漫主義傾向及其所受赫爾德思想影響。他主張應將周作人這三年之間的活動放在浪漫主義的曆史與理論語境中來考察，其重點主要集中在周作人的白話詩、周作人論兒童文學、周作人文學中的超自然主義、超越主義、社會烏托邦思想等議題。他注意到周作人早在1908年即在《論文章之意義暨其使命因及中國近時文論之失》一文中引用了赫爾德論民聲的著作。他也注意到赫爾德乃是現代人類學先驅。通過討論童話的浪漫主義起源，劉先生追溯了赫爾德對於古典神話學的研究，並認為周作人通過安特路朗（Andrew Lang）的作品以及其他著作吸收了德國文學中的浪漫主義因素，通過分析周作人《歐洲文學史》中對赫爾德的介紹，指出周作人作為赫爾德的再生出現，周作人通過推動兒童文學和童話、民歌等活動，尋找中國文學中正統傳統以外的選擇，讓中國文學重新恢複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