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到，寅恪先生所謂“了解之同情”一語應出自德國近代思想家赫爾德所用之Einfühlung一詞。寅恪使用此詞可能來自他自己遊學歐美的學術閱曆，或者是自己翻看西洋哲學書籍、史籍，或是借助密友吳宓的幫助，或是來自其在哈佛的師友白璧德。從目前的材料來看，寅恪顯然對赫爾德的密友歌德十分熟悉，對歐洲古代史、近代史也不算陌生。我們目前雖然不能找到寅恪提到赫爾德的直接證據，但這種曆史的內在聯係正是研究曆史的有趣之處。正如胡適先生所指出的，“做曆史有兩方麵，一方麵是科學——嚴格的評判史料，一方麵是藝術——大膽的想象力。史料總不會齊全的，往往有一段，無一段，又有一段。那沒有史料的一段空缺，就不得不靠史家的想象力來填補了。有時史料雖可靠，而史料所含的意義往往不顯露，這時候也須靠史家的想象力來解釋”[91]。因而寅恪與赫爾德之間的這種聯係應該以合理的想象來建立。陳弱水先生在討論寅恪之史學時特別提示其史學思想的一個重要方麵，在於認為研究者的想象力與感受力是求得真知識的關鍵因素[92]。
其次，寅恪的種族文化論可能也受到赫爾德的文化民族主義思想啟發，寅恪認為中古時代胡人南下給中華文化注入新鮮活力的思想和赫爾德的民族文化價值多元與日耳曼蠻族南下為羅馬帝國注入新鮮血液有異曲同工之妙，寅恪的思想在中國近現代學術界算是一個異數，相當可能也受到赫爾德的啟發。
其實，寅恪論自由之思想亦和赫爾德有相通之處。赫爾德繼承了德國思想傳統中的自由主義傳統，主張思想之自由。正如拜瑟爾所說，“如康德、費希特、佛斯特以及其他自由主義思想家一樣，赫爾德倡導從精神上保衛思想之自由，堅持沒有政府能宣稱對真理的壟斷。”[93] 我們或許可以說赫爾德這種主張思想自由的態度也是他得到柏林激賞的原因。而寅恪在《清華大學王觀堂先生紀念碑銘》中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