寅恪先生的中古中國研究成績斐然，他的種族文化觀對當代中國中古史學研究影響甚大。他對於種族文化有一個基本立場，即是種族不以血緣論，而以文化論，胡化之漢人如北齊高氏即是胡人，漢化之胡人即是漢人，如北周之宇文氏。在1941年刊行的《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一書中，寅恪闡述了種族與文化之關係。他說，“夫源師乃鮮卑禿發氏之後裔，即是胡人無疑，而高阿那肱竟目之為漢兒，此為北朝漢人胡人之分別，不論其血統，隻視其所受之教化為漢抑為胡而定之確證，誠可謂有教無類矣。”[62] 實際上寅恪早年在清華開的“晉南北朝隋唐史研究”課即主要講民族和文化，不過他所謂民族史實際主要講邊疆民族發展對中原的影響，如其所謂民族研究主要集中在“五胡之亂”、“六鎮之亂”、“安史之亂”，而文化研究則主要集中在“道教”和“佛教”，而道教部分又特別注重所謂夷夏之爭論以及道教與佛教之關係[63]。這些主題的選擇似乎仍然反映寅恪之中華文化本位立場。
寅恪對種族和文化關係的論斷和肇源於赫爾德的近代民族主義思想有所關聯。首先，從較為寬廣的理論視野來看，寅恪的一些論斷不能不讓人提到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對近代民族主義思潮起源的研究，安德森認為近代民族國家是想象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ies），相同的語言和文化使得生活在一塊地域上的民眾有著共同的心理文化特征，從而形成民族國家[64]。
近來更有學者指出，赫爾德的國家（Volk）概念可能非常近似於安德森所論的想象的共同體，但是更強調其文化特性。因為Volk和強調政治特性的Nation比起來，在赫爾德的論述中更特別指一個文化共同體（cultural community）。在赫爾德看來，這個文化共同體的主要特征是生活在共同體中的人民使用一種共同的語言[65]。這似乎也較為接近我們讀到的寅恪對中古種族文化的相關論述，寅恪雖然治政治史成績斐然，極具卓識，但他在談論中國曆史上的種族問題時更多是從文化入手，表現在討論政權較少，討論胡化漢化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