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而言之，寅恪的佛學反映了歐洲東方學的文獻主義和中國文人的文化民族主義。近代中國並不缺寅恪、湯用彤等深諳梵文、巴利文的學者，但中國沒有建立印度學學術傳統，中國也沒有在寅恪和湯用彤時代建立梵文、巴利文學術傳統。以寅恪先生而論，他是一位書齋中的學者，一生以文獻研究為本，沒有興趣進行實地考察和對佛教的現實體驗。作為曾留學德國學習過印度學的少數中國學者，他沒有涉及當時歐洲和日本學者熱衷的原始佛教和根本佛教的討論。
寅恪的學術雖代表極強的德國東方學傳統，確實有很強的文獻主義色彩，但不可簡單視之為歐洲東方主義的產物，更與歐洲帝國主義、殖民主義不相幹。近代中國從未成為殖民地，中國學者在生產有關自己民族、國家、文化的活動中始終占據非常重要的地位，因而寅恪的東方學實踐雖帶有文獻主義色彩，他並非視中國、中國佛教為他者，相反他認為西域、蒙藏仍是中國之一部分，而中國佛教正是中國文化之重要因子。換言之，民族主義、中華文化本位主義情緒深刻影響了寅恪的學術問題意識。其實，中國學者沒有特別注意原始佛教，蓋因不太接受西方學者的佛教進化觀點；另一方麵又沒有日本佛教學者對於佛教的熱忱，故而也不關心所謂根本佛教。不過，如果按照波洛克（Sheldon Pollock）的看法，德國的東方學實際上也是德國學者構建德國文化身份認同的一種方式[92]，以建立德國和印度的曆史、語言、文化聯係而將德國與其他國家區別開來，同時也通過追溯印度宗教、文化、語言的起源，將德國宗教、文化、語言與印度的區別開來，而展現德國的新發展。換言之，德國的印度學、東方學實有德國文化民族主義的色彩。如果從這個觀點出發，看待寅恪先生的東方學研究，實際也帶有很強的文化民族主義傾向。這與德國東方學在思想上則有相通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