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節首先要考察的是寅恪佛學研究中為人忽視的文獻主義（textualism）傾向。如果我們回顧世界學術史，可以看到19世紀以來以萊斯戴維斯為代表的歐洲佛教學家非常重視以曆史主義的取徑來研究佛教文獻。當代文化批判學者薩義德認為這是歐洲東方學家的學術特色，他稱之為“文獻式態度”。而阿爾蒙德則稱之為文獻化（Textualization）過程，他說，“至19世紀50年代，佛教的文獻學分析被認為是主要的學術任務。通過西方不斷進步的對佛教文獻的占有，佛教成為西方的物質上的占有物。通過這種占有權的價值使得西方在意識形態意義上控製著佛教。所以，西方在19世紀整個來說存在著佛教的文獻化過程。佛教的古代文獻被編輯、翻譯和研究，被用來和東方的當代佛教表現進行比較。這種西方學者通過對文獻進行研究得出的佛教形象和當代東方的佛教形象有著相當大的差距。”[24]
對南亞殖民地的佛教傳統進行文獻化一方麵反映了歐洲印度學家、佛教學家對文獻的重視，對文獻文本分析和解讀的重視，對文獻所反映真實曆史的追求，但另一方麵也反映出他們對獲得文獻知識而取得重建佛教文明的權力。他們沉迷於通過閱讀、解析出土文獻重建“曆史事實”，而這裏所謂真實的曆史實際上還是學者構建出來的曆史，這些學者也常常忽視當地人民對曆史的認識和反映，因為在他們看來，這些當地人對曆史的認識和反映也許是不夠科學的、嚴謹的，不是嚴格學術訓練的產物。如果他們認為隻有自己通過文獻發掘的曆史才是真實的曆史，這實際上是通過學術活動獲取一種話語權力，來實現對當地文化、文明的構建性闡釋，而這些闡釋，實際上不過是東方學家根據其所掌握的材料進行的主觀 “再現”（representation）。而這正是被後殖民主義學者批判的東方主義的弱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