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
近代佛學的學術史研究最近二十年隨著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的興起逐漸開始被重視，學術史和思想史結合在一起，對學術的反思和對殖民主義、帝國主義、民族主義的反思結合在一起。以下舉出若幹代表著作可以看出當代學術的一些走向。較早引起重視的一本書是1988年任教於昆斯蘭大學的學者阿爾蒙德出版的《不列顛對佛教的發現》一書[1]，探討了英國維多利亞時代對佛教的好奇和各種充滿異國情調的想象和推測，以及英國傳教士站在基督教立場對東方地區佛教的片麵描述，批判了英國學術的殖民主義色彩。德國學者基彭貝格（Hans G.Kippenberg）1997年出版《宗教史的發現：宗教學與現代》一書[2]，引起較大反響，這本書很快出現了法語、英語、意大利語和日語譯本。這本書回顧了宗教學在過去一個多世紀的發展，特別研究了宗教學如何從宗教哲學到宗教史的轉變，曆史比較語言學如何造成印歐古代宗教研究的出現，以及宗教史的社會學和人類學研究與近代世界史的關聯。1999年英國學者理查德·金（Richard King）[3]出版《東方主義與宗教：後殖民主義理論、印度與“神秘的東方”》再次檢討了殖民主義與宗教學的關係，討論了宗教學的出現、東方聖典和世界宗教概念的興起，“神秘的印度教”話語以及英國“對佛教的發現”，宗教學術與殖民主義政治的關聯等主題[4]。2005年芝加哥大學專攻歐洲近代思想史學者增澤知子出版《世界宗教的發明：或歐洲普遍主義如何被保存於多元主義語言之中》檢討了歐洲中心主義、殖民主義和普遍主義話語強勢影響下的宗教研究中“世界宗教”研究的出現和興起[5]。
在西方學術界，因為歐洲在政治經濟和文化上的強勢地位，近現代學術特別是宗教學、社會學、人類學等學科的出現和興起和殖民主義聯係在一起。也因此影響了西方近現代學者的許多認知和概念帶有濃厚的殖民主義或東方主義色彩，如“東方”、“遠東”等[6]。在中國學術界，所謂“東方”，無論是中原或蒙藏地區，都不是他者，幾乎不可能單獨發展出“世界宗教”的話語，中國學者的關注點受近代中國的國際處境影響，傳統士大夫與留學歐美的學者在學術問題意識上存在千差萬別，寅恪先生、胡適、湯用彤等人對宗教的興起、對佛學的興趣、對研究題目的選擇和傳統的士大夫學者如沈曾植等即存在很大差別。本章的重點是研究寅恪先生佛學的世界學術史背景及其與近代思想潮流的關聯[7]。寅恪先生的主要佛學論文大多完成於清華國學研究院任教時期，這表明了寅恪早年的治學重心即是深受德國東方學影響的佛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