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考察中國近代佛教徒的言論是想了解他們如何麵對西方學術和思想的挑戰。是否中國的佛教徒有更強的中國中心主義觀念？是否他們也開始意識到世界宗教的問題？普遍主義是否曾在中國被廣泛討論？中國的啟蒙是否是救亡的啟蒙，不是對宗教世界的重新認識和祛魅？這些問題不可能在這裏全部得到解答[82]。僅從這裏重點討論的材料即王恩洋的論說來看，其言說中甚少有世界的眼光，更多是談論中國和西方的對立局麵，這反映了很強的中西分化觀念。在他的論說中，顯然天下、華洋、中西的觀念仍然是主導，而甚少從世界的視野去思考問題。這大概是因為在他的觀念中中國自19世紀40年代被列強打開大門以來在政治、經濟和文化上均處於劣勢。
當時麵臨國際上各種危機的中國，尚難讓學者們平靜下來思考更為廣闊的世界性問題。中國雖然有去除儒家權威的運動，有非基督教運動，但都有非常強的救亡圖存色彩，作為一個主權上仍然獨立的大國，突顯個體民族的色彩不如歐洲諸國那麽強。近代一些中國學者在對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稱呼上即可以反映他們的世界觀。因為稱之為歐戰還是世界大戰，以中國學者看重的名分而言，存在對整個戰爭格局的基本認識。如果稱1914—1918年發生的第一次世界大戰為歐戰，顯示中國學者認為它和中國無關，是僅限於歐洲地區的大戰。如果稱之為世界大戰，則反映了更為敏感的對這一戰爭所造成的世界影響，認為這是一場超越歐洲範圍的世界大戰。
佛教在近代中國社會如何被理解、製度上被大眾至少是學者們接受，並未引起中國佛教學者的深刻反省和注意，並沒有引起中國佛教學者對這樣一種傳統進行一種成功的現代轉化。比如我們這裏分析的主要對象近代佛教徒王恩洋，他對現代性衝擊的反映，可以從其寫作中看出來。其寫作方式，非常明顯地是一種充滿強烈的意識形態式的對抗性、護教性、防衛性書寫。這種書寫傳統從感情和方式也見於《弘明集》、《廣弘明集》、《集古今佛道論衡》中佛教徒的護教作品，但其內容意境完全近代化了，涉及的主題均和近代哲學、宗教、科學所關心的主題有關。他肯定是反對胡適等人主張的以科學態度整理國故。他認為佛法不是佛學，不能以科學的方法整理。胡適說反對他的人在北京都是舊學者和古文家，而在南京都是留學生[83]。他所說的留學生當然主要指以主持《學衡》雜誌的胡先驌、吳宓等人。但其實也包括與這些留學生們交往密切的王恩洋，吳宓日記中記載他在東南大學時期和歐陽竟無（1871—1943）與王恩洋也有交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