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近代佛學基於研究早期佛教寫本而“發現”的所謂真正的佛教或者純粹的佛教顯然是和當時歐洲殖民者以及傳教士觀察到的亞洲本地人實踐的“地方化佛教（localized Buddhism）”、“族群化佛教（nationa-lized Buddhism）”、“本土化佛教（indigenized Buddhism）”不同。這種對“真正佛教”、“純粹佛教”、“早期佛教”的重視引發了研究佛陀個人生涯和弘法傳記的熱潮，在歐洲出現了多種佛陀的傳記。其中最重要的著作包括奧登伯格在1881年出版的《佛陀：其生平、教義與僧團》一書[62]，以及萊斯戴維斯的《佛教：佛陀的生平概況與教導》一書[63]。利用新出土文獻重建佛陀的傳記和早期佛教曆史是當時的潮流，這一潮流學界稱之為佛教研究的文獻化（textualization）過程。
當代美國上座部佛教專家哈利斯（Charles Hallisey）指出，萊斯戴維斯的曆史主義的學術取徑也是上述文獻化過程的一部分，所以萊斯戴維斯對佛陀傳記的研究給人這樣的結論：客觀的佛陀傳記是當代佛教社區所缺乏的某些東西，也不可能從佛教社區自身還原出來，它的重建僅僅可能來自歐洲先進的文獻學研究[64]。研究傳教士的學者提醒我們注意到19世紀英國的傳記文學非常發達[65]。因此佛陀傳記的書寫可能和這種文學趨勢有所關聯。但是，對“文獻化佛教”的研究，顯然也影響到了世界其他地區的佛教學者。比如在日本近代佛教學術話語中關於兩個重要名詞的爭論，即反映了當時歐洲和日本學者的不同思想取向。在日本近代佛教研究中，長期存在對“根本佛教”、“原始佛教”、“初期佛教”的爭論。
日本學者藤田宏達發表的一篇長文對日本學界關於“原始佛教”、“初期佛教”、“根本佛教”的爭論過程進行了詳細探討。他指出，日本佛教學界一直以“原始佛教”、“初期佛教”、“根本佛教”稱呼以三藏中經藏和律藏材料為主所研究的佛教[66]。到19世紀80年代則根本佛教已經基本上退出曆史舞台，前兩者則繼續使用。而日本學界所使用的“原始佛教”、“初期佛教”兩詞在明治以後才逐漸開始流行。但到80年代，學界質疑“原始佛教”一詞的人逐漸增多，大有廢除之勢。他也注意到在西方，學者一般將以經藏材料研究的佛教稱為最初的佛教，或者古代佛教，而以《阿含經》為基礎研究的佛教稱為“阿含佛教”。“原始佛教”指從佛陀成道始至上座部與大眾部分裂止這一時期的佛教，這以後開始了部派佛教，也稱阿毗達摩佛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