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
19世紀末20世紀初，中國麵臨前所未有之巨變。這種巨變除了傳統政治秩序中的帝製麵臨危機之外，傳統經濟和文化秩序也受到空前的衝擊。西方近代政治、社會和宗教思想也不斷傳入中國，傳統士人對於中國文化、中國宗教的認識，不得不麵對許多衝擊。當代學術界對近代儒家的命運和變化已經做了很多的研究，而對中國佛教所麵臨佛教教團在清末以來不斷衰落以及傳統佛教教義存在深刻論述危機的局麵則討論有限。
但是，儒家和佛教在近代中國所麵臨的挑戰和機遇非常不同，這一方麵可以說是在朝和在野的分別，另一方麵也可以說是士人階層與僧人教團的不同。僧人教團雖然有太虛等人要求教會改革而發出的“人間佛教”新聲[1]，但以當時全國範圍內的思想狀況而言，則其影響微乎其微。在俗信徒因為有著述、出版和與知識界的交往等方麵的便利，其影響似還在出家人之上。這種局麵和南朝時期約略有些類似，隻是南朝時期僧人和士人交往的程度遠較20世紀初期為深。雖然近現代佛教的研究在近些年已經有了不少成果，但是對於複雜的近現代史而言，仍顯得不足，這至少反映在這樣兩方麵：首先是大多數近現代佛教的研究，未將中國佛教置於一個更為廣闊的世界近代宗教和宗教研究背景下；其次是對於這種背景下一些關鍵的現代性問題對於中國佛教的衝擊的研究尚不夠係統和仔細。
這裏將主要以王恩洋的早年論述為中心，來看中國在俗信徒如何麵對當時複雜的政治、宗教和社會環境所帶來的挑戰。這個研究並不以全麵探討王恩洋個人的思想為重點，而僅僅將他個人早年的一些論點置於當時世界宗教與宗教學發展的背景中揭示中國佛教在俗信徒所關注的一些關鍵問題，這些關鍵問題包括進化論問題、主體性問題、民族問題、世界宗教問題等，來看中國佛教與現代性的關係。此處關注的基本問題包括這樣一些：佛教在西方作為他者被評論，而在中國作為主體如何被中國信徒認識；佛教作為宗教如何被西方評論，而中國信徒如何麵對西方對宗教的現代認識；佛教學作為19世紀新型學科，如何被中國信徒站在自身立場來評論這一學科的取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