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璧德對中國學生在文學和哲學兩方麵影響甚大。他曾應邀到美東地區中國學生會年會做演講《中西人文教育談》（Humanistic Education in China and the West），後來由胡先驌譯成中文《白璧德中西人文教育談》，1922年發表在吳宓主編的《學衡》雜誌第3期。其中特別提道：“孔教雖可敬愛，然究不得謂為宗教。則今中國之新教育中，應否另有如何之宗教分子，亦宜研究。此問題過大，非匆匆所能畢論。故惟吾欲有言者，即吾少時，以欲研究佛教而苦攻巴利文與梵文時，吾每覺本來之佛教，比之中國通行之大乘佛教，實較合於近日精確批評之精神。中國學生亟宜學習巴利文（今留美學生中，習之者已有二三人），以求知中國佛教之往史，且可望發明佛教中尚有何精義可為今日社會之綱維，就其實在影響於人生行事者論之，佛教之正宗與基督教，若合符節焉。”[71] 這段話首先是否定了孔教是宗教，然後主張“本來之佛教”，即早期佛教，比中國的大乘佛教更具批評之精神。他所提到的留美學生中學習巴利文的二三人即陳寅恪、湯用彤、俞大維，他們選修了蘭曼的巴利文課程。不過，所謂巴利文佛教乃是“本來之佛教”的看法，明顯受到當時歐洲佛教學的影響。
20世紀初在哈佛念書的中國留學生甚多[72]，其中許多與白璧德有過來往[73]，可以說日常交往中實際是教學相長，白璧德也在與中國學生的交往中了解中國文化的諸多方麵，而中國學生亦受白璧德的思想和學術影響。但由於各人的學術背景、研究興趣、思想狀況不同，他們受白璧德的影響並不一樣。我認為這些受白璧德教誨和影響的中國學生大體上按照其治學的路數可勉強分成三組[74]。其中最有名、最容易被人提起的自然是學衡派諸君，以吳宓、梅光迪二人為代表，他們被認為是文化保守主義者，他們基本接受白璧德從哲學思想到文學思想等較為全麵的思想主張。換言之，他們接受白璧德對於東西方文化的認識及其價值觀的影響。這一派最受學界關注，有關論著十分豐富，所以這裏不再作重點討論。第二組是受白璧德文學思想影響的梁實秋、林語堂等新文學運動的參與者，他們主要受白璧德文學思想影響[75]。梁實秋對於白璧德的思想和學術非常熟悉，也完全了解白璧德對於梵文和佛教的興趣。他在《影響我的幾本書》 一文中提到，“白璧德對東方思想頗有淵源，他通曉梵文經典及儒家與老莊的著作。”[76] 第三組包括一些和前兩者都不一樣而在印度學佛學方麵頗有造詣和成就的學者，即寅恪、湯用彤以及俞大維等人[77]。這些人可能主要受白璧德的學術思想影響，值得一說。寅恪在《學衡》上發文極少，隻有一篇《與妹書》，重點在談學術，沒有新人文主義思想的反映[78]。湯用彤則積極為《學衡派》貢獻文章，但嚴格來說，他們似都不算是學衡派核心成員，也不刻意宣揚白璧德思想。因他們主要仍以治哲學、佛教為主，不特意宣揚白璧德新人文主義立場，不以抗衡胡適為代表的新文化運動為目的，盡管寅恪對胡適所謂“以科學方法整理國故”略有批評。俞大維和白璧德似乎沒有密切交往，至少《吳宓日記》中沒有反映[79]。但考慮到他和蘭曼、寅恪、湯用彤的學術聯係，以及和吳宓的交情，附記在此，亦可見當時中國留學生學術網絡之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