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璧德的大作《佛陀與西方》（Buddha and the Occident）一文是白璧德留下的唯一的反映其佛學思想的作品。這篇作品可能完成於1931年以前，曾經讓他同樣了解印度哲學和宗教的好友摩爾看過，摩爾提供了一些建議[48]，但此文直到1936年才得以出版。在這篇作品中，白璧德主要涉及了一些早期佛教的基本概念，比如四諦、業、涅槃、緣起等。他的著眼點在於以佛教的一些正麵基本精神來與基督教思想進行比較，也順帶討論一些西方哲學傳統學者的思想，以此來探討早期佛教思想對於當時剛結束第一次世界大戰不久西方世界麵臨種種精神問題的現實意義。白璧德吸收了他那個時代印度學家通過新發現的大量巴利文文獻而對早期佛教研究日益深入的成果來議論早期佛教，他也注意了中國和日本佛教，實在難能可貴，這恐怕是烈維的影響，因為烈維是當時歐美較早注意大乘佛教的學者。
但是，盡管白璧德的妻子到過中國，白璧德本人對於東方的了解仍然停留在想象的層麵，他到過的最東邊仍然是歐洲。他的“東方”的概念是以歐洲人所說的“近東”和“遠東”來表達的，以至於他把西藏、錫蘭、英屬印度等地區都稱作遠東。今天看來，這實在有點匪夷所思。盡管他盡力發掘早期佛教思想的優點，他仍把東方世界看作是“他者”，看作是“基督教世界”的對立麵。他雖然認識到亞洲世界的複雜和多樣，但仍以“東方”來看待和稱呼整個亞洲，帶有想象的、構建的色彩，“東方”對他而言是他者。這樣的表述當然帶有鮮明的時代局限性，可以算是典型的“東方主義”的表述[49]。
西方世界對於亞洲的表述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特別是60年代殖民主義體係逐漸瓦解，才逐漸在學術界開始嚴肅地區分東亞、南亞、西亞，政治與經濟的變化也引發了思想和學術的變化，這主要體現在製度性變化和學科內容結構的變化，前者主要體現在大學相關係所的重新組織以及相關學科的革新。比如普林斯頓大學1927年成立東方語言與文學係，到1969年開始分為近東學係和東亞學係。哈佛在1972年將遠東係改名為東亞語言文明係。在老歐洲，這一改名過程發生較晚，比如劍橋2007年才將東方學係改稱亞洲與中東研究係。在這些製度性變化發生之前和之後，這些學校課程和學位的結構和內容也發生了很大變化，東方學原本以古代語言文獻研究為重點，這在老歐洲出現了很多改變，劍橋大學、柏林自由大學相繼取消了古典印度學和梵文的本科學位，佛教寫本研究的重鎮哥廷根大學逐漸也將重點轉向了現代南亞研究，萊頓漢學也由以古典漢學為重點轉向近現代中國研究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