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
近代學人的日記頗有珍貴史料助益我們了解近代學術思想文化。譬如《吳宓日記》即是近年來出版的較為有用的一種，學界常有文章發掘其中有用的線索，幫助我們了解20世紀初期中國學人的思想和學術動向。據吳宓記述，白璧德和寅恪曾在家中討論其學術經曆和佛教。其文雲：
1919年7月14日。晚八時，偕陳寅恪君及錫予同往，巴師與其夫人陪坐。談至十一時半始歸。巴師述其往日為學之閱曆，又與陳君究論佛理。夫人則以葡萄露及糕點進，以助清談雲。[2]
此處白璧德往日為學之閱曆與所究論佛理之關係，未見學界有人深究。其實其中大有文章可作。我們知道寅恪早年也刊出不少佛學文章，其關注重點是佛教對中國文化之影響。寅恪雖然和湯用彤同樣留學哈佛，但所撰佛學文章路數與湯氏殊為不同。湯氏治哲學出身，在對佛教有著極為廣博的理解和見識的同時，尤好談佛教義理。吳宓在1919年12月14日的日記中還記錄了寅恪關於佛學對中國影響的談話，寅恪認為佛教對於性理之學（metaphysics，今通譯作形而上學）獨有深造，因此可以救中國在這方麵之缺失，為常人所歡迎。但是其思想實踐與中國固有之風俗如祭祖、娶妻等相違背，引起韓愈等人不滿而辟佛。但實際上民眾仍熱衷佛教。宋代儒家均精通佛教，認為佛教在義理方麵頗有儒家可取之處，但也有以夷變夏的危險，故而僅以佛教之精粹義理來注疏《四書》、《五經》，以闡明古學的名義來吸納異教。總之，佛教對中國影響甚大。而中國學問也因為得到佛教的幫助而增長元氣，別開生麵。可見寅恪也早已洞察了佛理影響宋儒的思想。
圖五十 青年吳宓
寅恪的早期佛教研究著重在通過比對梵漢譯本來看佛教思想從印度到中國的變遷，以及佛教文化在思想、文學、語言、曆史方麵對中國的影響，比如《蓮花色尼因緣跋》和《四聲三問》等。因此我的興趣開始隻是在於通過探討早期寅恪在留學期間所受佛學方麵的訓練和西方學界的影響來理解寅恪早年的學術路數[3]。但是，在梳理這一學術理路的同時，受《吳宓日記》所見這一條材料啟發，感到有必要梳理中國學界比較忽視的《吳宓日記》中所謂白璧德“為學之閱曆”及其與“佛理”之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