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章雖是由分別撰成的三篇文章組成，它們看上去相互之間的聯係似乎並不那麽緊密。學理上而言，確實是這樣，但它們反映了我對寅恪學術的一些基本關懷，即寅恪學術與歐美學術的聯係和比較，以及歐美學界如何看待寅恪的學術成就。寅恪在整個漢語學界贏得了極高的聲譽，受其影響的入室弟子、別傳弟子、再傳弟子不計其數，造就了學界中古史研究極為繁榮的局麵。而寅恪本人的家學根基、遊學經曆、學術訓練，在今天的形勢下，絕無法再複製。但是研究其與當時世界學術的聯係，能帶給我們一些啟示。
質言之，通過以上考察，可知寅恪的訓練，就傳統舊學而言，遠邁當時的漢學家，而就古代印歐語言的訓練而言，特別在中亞語言上的修養，寅恪雖在哈佛、柏林等受到最好的訓練，但與歐美頂尖東方學者相比，仍有差距。其次，我們雖然主要關注寅恪的東方學和曆史學，但也要注意到他在西學上的熏陶，頗有可圈可點之處，通過仔細閱讀其論著，對比當時其心境，可略窺其西學用典之一斑。最後，我也提示了寅恪之史學在歐美受到的承認。寅恪之所以獲得歐美的學術榮譽，當然有修中誠、趙元任等人在歐美替他美言的個人原因，但亦可看出，當時學界仍較為尊重寅恪之史學成就。我也特別揭示了寅恪所獲英國學術院通訊院士的背景，這首先是因為中央研究院授予來訪的李約瑟、陶育禮通訊研究員榮譽，而陶育禮作為英國學界代表，為了支持盟友的學術事業，提名寅恪入選英國學術院，聯絡了他導師穆雷的女婿湯因比以及牛津的同事庫克，一起提名，使得寅恪獲選為英國學術院通訊院士。
值得一提的還有，陶育禮和李約瑟關係密切，也有學術合作和交流活動。李約瑟曾感謝一些幫助他修改其所主編《中國的科學與文明》（《中國科學技術史》）第二卷有關自然法部分的學者，其中包括陶育禮。這一部分最初在1951年4月以《中國和歐洲的自然法》為題發表在《思想史學刊》（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上，而李約瑟還感謝了其他對這一部分進行過評議的學者包括白樂日、卜德（Derk Bodde）、賓格爾（K.Bünger）、韋德（E.S.Wade）、魏禮（Arthur Waley）等人[125]。白樂日1951年3月30日曾寫信給李約瑟提出自己的意見，後來又寫了兩封信提供了參考書目。其實修中誠也寫信作了評論，但不知何故他的名字並未出現在李約瑟的銘謝名單中。當時修中誠在加州克萊蒙學院做訪問教授[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