寅恪先生的博學是廣為人知的。但他的學術受到了哪些古今中外文化的影響則是一個需要進一步探討的課題。俞大維在悼念寅恪先生的文字裏對此做出過很有價值的評論。牟潤孫先生也指出，“惟有寅恪先生能夠真正貫通中西，他有許多觀點誠然是受了西方影響，如論政治製度和社會習俗等。他的著作中卻一點不露模仿的痕跡，表現的很自然，使人感覺到是在討論中國本有的問題。”[41] 但這些議論終究不是詳細的評說。而寅恪先生本人的個性也給後人了解他的思想學術資源增加了難度。比如寅恪為不少同輩學者的著作作過序言，在言辭間對這些學者也有諸多推崇，但他自負和孤傲的個性使得他的作品中甚少引用同輩人的著作。而學界常注意寅恪學說對後世學術的影響，卻甚少注意其學說的學術淵源，特別是西學之背景[42]。僅陳弱水先生等少數學者特別注意到寅恪先生史學的西學背景，弱水先生指出寅恪之史學方法可歸納為三點，即嚴格的實證、想象與感受力的發揮、曆史解釋的觀念，並將寅恪先生之重視史學研究中的律則問題解釋為寅恪受到了數學、自然科學以及語言學之重視精密研究的影響[43]。這當然是指寅恪先生所受西方新學之影響。
其實如果對寅恪先生的著作做精細的解讀，也不難發現他對同時代其他學者的貢獻頗為留心。而他著作中所受到的西學影響，則可以從他不著痕跡地運用西典中略窺一二。寅恪的著作有時提到一些說法並不明確引用其出處，常常讓人費解其受啟發之淵源。比如寅恪在《論再生緣》一文中有一節專門討論中國文學的結構，他認為中國文學在結構編排上不如西洋文學，尤其長篇小說，和西洋沒法比。他主要從文體的角度來談這個問題，亦順便提到劉勰的《文心雕龍》其書或受佛教論藏影響[44]。他既沒引出處，也沒展開論述。這樣很容易讓人誤解他在談論文體時順帶引出關於《文心雕龍》的一個文體問題，還以為是他自己的創見。其實，這個說法最早由範文瀾在1929年出版的《文心雕龍注》中提出。範氏在注釋《文心雕龍》之《序誌篇》中有關“文心”一條時引慧遠《阿毗曇心序》，指出劉彥和精通佛理，“《文心》之作，科條分明，往古所無。自《書記篇》以上，即所謂界品也，《神思篇》以下，即所謂問論也。蓋采取釋書法式而為之，故能思理明晰若此。”這一將文心與阿毗曇心聯係起來的看法，後來由饒宗頤先生發表兩篇文章（即《〈文心雕龍〉與佛教》、《文心與阿毗曇心》），加以發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