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
寅恪先生在哈佛從曆史學轉向古代語言學，1921年9月轉到柏林大學之後，遂潛心東方學，學習各種東方古代語言。他回國後，很快聲譽鵲起，尤其以通曉多種語言、且能運用多種語言進行學術研究而著稱於世，在學界贏得了極高的聲譽。季羨林先生後來介紹了寅恪先生留下的讀書筆記本，也證明了寅恪早年所受的語言學訓練十分嚴格，他非常廣泛而深入地學習了相當多的東方古代語言。在中國學者中，他掌握的古代東方語言，無疑是首屈一指的。後來寅恪轉向唐史研究，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他出版的唐代政治史兩稿奠定了中國現代唐史研究的基本格局，迄今為止，唐史學界基本上在大方向上仍在他建立的框架下討論各類議題，比如唐代統治階級升降中所謂關隴集團與山東士族權力的變遷，比如唐代關隴本位議題，又比如河北地區的胡化議題等。
不過，正如我在導言中所說，如今治學，當以世界學術為背景，因此有必要對寅恪的東方學與他同時代的學者略作一點參照，可幫助我們了解那個時代中國學術在世界學術史上的地位。另外，寅恪先生雖然研究東方學，對西學也頗關注，因而本章第二節也對其論著和言論的西學背景略作考辨和提示[1]，或許有讀者會感興趣。
實際上，西方學者從其自身文化角度出發，早已提出寅恪先生學術中的西方影響，雖然難以確證，但值得重視，至少這提供了審視寅恪學術的新視角。比如，早在1953年2月，恒慕義（Arthur W.Hummel，1884—1975）便提出寅恪先生的《元白詩箋證稿》中對《長恨歌》的解讀或許受到西方學界對柯勒律治所作《古舟子詠》（The Rime of the Ancient Mariner）研究方式的影響[2]，注意追溯相關的傳奇、曆史與文學。寅恪在討論白居易《長恨歌》時特意提出曆史與文學之關係，指出當時白氏《長恨歌》與陳鴻《長恨歌傳》實為一體，而陳氏之《長恨歌傳》之與《長恨歌》之關係類似《鶯鶯歌》與《鶯鶯傳》之間的關係，實反映出當時小說作為新文體之興起，而此一新文體實可見作者之史才、詩筆及議論[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