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上所述，本章通過《德國東方學會會刊》的記錄提示了寅恪在德國一直作為東方學會會員與德國東方學界保持聯係，盡管其地址屢屢變遷。據此可知，寅恪在清華國學院任教之初，仍繼續和德國東方學會保持聯係，維持會員身份，並捐贈拓片給德國柏林民俗學博物館。最後，從當時歐洲漢學史的發展可推測寅恪轉向唐史研究可能受白樂日唐代經濟史研究的影響。當然這裏僅僅是提出一個假說，以後或許能出現證實寅恪與白樂日交往的材料亦未可知。
總而言之，白樂日、玉井與寅恪的唐史研究至少在兩方麵存在一些共性。一是他們均有大視野，注重政治與經濟之相互關係，注重社會階級變遷與社會關係；二是他們雖主要關注唐代，但均注意從整個中古史去理解唐史，注意到應該將唐史與宋史聯係在一起考察[104]。白樂日和玉井後來也均寫過有關宋史的文章。寅恪雖未就宋史發表重要作品，但非常強調宋代曆史的重要。
[1] 張國剛：《陳寅恪留德時期柏林的漢學與印度學——關於陳寅恪先生治學道路的若幹背景知識》，見胡守為主編：《陳寅恪與二十世紀中國學術》，210～220頁，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
[2] Yang Lu，“Narrative and Historicity in the Buddhist Biographies of Early Medieval China：The Case of Kumarajiva，”AM，Vol.17，No.2（2004），pp.5-6.此文中文版刊《中國學術》，2005，第23輯，30～90頁。
[3] 不過，寅恪之學術在西文學術界的接受是個複雜的問題，具體到每個學術觀點，應留給專門研究這些問題的學者去總結。
[4] 其學記見Wolfram Eberhard（1909-1989）：Sinologe，Ethnologe，Soziologe und Folklorist；Schriftenverzeichnis，zusammengestellt mit einer biografischen Einleitung von Hartmut Walravens，Wiesbaden：Otto Harrassowitz，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