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上文主要討論了白樂日唐史研究的意義，但事實上寅恪先生對東西洋漢學的了解來源十分廣泛，他對唐史研究的信息也包括來自日本學界的進展。我們知道他曾和日本學者多次晤談，在研究中也常引用日本學者的著作。他在寫給王國維（1877—1927）先生的挽詩中特別推重所謂東國英儒藤田豐八（1869—1929）、狩野直喜（1868—1947）、內藤湖南（虎次郎，1866—1934）[73]，這幾位學者主要是因為他們和王先生很熟的緣故，而且也是和王國維同一輩的學者，所以寅恪特別提出來說。梁啟超生於1873年，王國維生於1877年，年紀比寅恪大十幾歲，都很早出道，在學術上實際上算寅恪的長輩，所以其交往對象也多半是他們同時代已經成名的日本學者。實際上寅恪和其同輩人也有不少交往，其中包括一些內藤的學生輩人物。在中國留學的倉石武四郎（1897—1975）、吉川幸次郎（1904—1980）、加藤常賢（1894—1978）[74]、玉井是博（1897—1940）等人均與寅恪見麵晤談，他們都參加了1930年5月27日徐森玉（1881—1971）、趙萬裏（1905—1980）、錢稻孫（1887—1966）等人在宣南廣和居舉行的宴會，倉石認為“陳氏論如利刃斷亂麻，不愧靜庵先生後起。”而吉川則認為“這人看起來很敏銳，有西田幾多郎先生年輕時的風貌。”[75] 這些日本學者當中，加藤常賢係日本學士院鬆方基金會1927年資助來華留學，後來日本文部省又於1928年派遣倉石武四郎、塚本善隆、楠本正繼來華，1929年派遣大淵慧真、玉井是博、奧村伊九良、原富男、鳥山喜一來華。多位日本學者如加藤、玉井等人與中國學者聯係密切[76]。吉川將寅恪和西田聯係在一起，似乎更多在於強調寅恪的思辨和論說能力，而不僅僅是博學和對大量史料的掌握，畢竟西田學問的特色是思辨和論說。